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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论文关键词：《太平经》 消费伦理 “三合相通” 现代价值
论文摘要：《太平经》的消费伦理思想分三个层次:一是提出并论证了“万二千物具生出”这一衡量社会消费品是否达到富足的标准，二是提出并论证了“随力聚之，取足不穷”的获取消费品的途径，三是提出并论证了“二大急一小急”的消费藉求层次论。《太平经》消费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继承了先秦道家自然主义的传统，以天地人“三合相通”的思维模式为特色，观点独到而深刻，拓展了道家自然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深度，对现代社会重构新型的消费伦理仍有启迪意义。
《太平经》是道教早期的一部重要经典，它围绕“去乱世，致太平”这一治国目标，在融合先秦儒、道、阴阳、术数、神仙等诸家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以天地人“三合相通”为思维模式，以道法自然为价值取向，在消费伦理方面提出了不少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拓展了道家自然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深度，丰富了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容。
一、“万二千物具生出”:消费品富足与否的衡，标准
《太平经》在讨论富足观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国家或社会达到什么样的情况才是真正的富足，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则是真正的贫穷?从消费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社会提供的消费品是否真正达到富足?《太平经》提出这一问题既有思想上不同于俗见的独到性和深刻性，同时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汉代社会通行的观念认为，社会拥有的东西多，就是富足，拥有的东西少就是贫穷，即所谓“多所有者为富，少所有者为贫”。《太平经》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富足观，比如，一个国家如果“多邪伪债盗贼”，就可以说是富足吗?如果老百姓拥有的多，而君王拥有的少，难道就可断言这个国家贫穷吗?所以在讨论如何治国以实现国家富足之前，《太平经》认为有必要先弄清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和贫穷，然后才能找到实现国家富足的办法。
《太平经》认为:“富之为言者，乃毕备足也。天以凡物悉生出为富足，故上皇气出，万二千物具生出，名为富足。中皇物小减，不能备足万二千物，故为小贫。下皇物复少于中皇，为大贫。无瑞应，善物不生，为极下贫。”《太平经》所说的“万二千物”是依术数推导出来的物种数目，指天地间本应产生的万事万物，不仅包括一般所谓的财物，还包括一切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物种，包括动物、植物等。在《太平经》看来，上天以好生为特性，万二千物皆可生出;大地则好养万物，万二千物都能养成。故治国者如能持仁爱之心与天地之生、养的特性相应，则天下富足，立致太平:“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地以好养万物，故称良臣称母也。人者当用心仁，而爱育似于天地，故称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共治万物，为其师长也。……今真人以吾书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效，立与天相应，而致太平，可名为富家，不疑也，可无使帝王愁苦，反名为贫家也。从消费伦理的角度来解读，《太平经》在此提出了一个判断社会生产的消费品是否富足的标准:富，是完备而且充足之义，天地之间原本是万事万物完备充足的，如果各类物种都能产生出来且数量充足，就是真正的富足，否则，就是小贫、大贫或极下贫。《太平经》把上述各种贫称之为“天地之贫”，即没能体现大自然的本性之贫。而富亦有不同程度的划分:“能致万二千物，为上富君也。善物不足三分之二，为中富之君也。不足三分之一，为下富之君也。无有珍奇善物，为下贫君也。指生命力强的物种。这就是说，社会消费品富足的标志是:不但人类所需的物种齐全、数量充足，而且这些物种生命力旺盛，天地之间一片繁荣。
但两汉社会的现实却是:帝王因国贫而忧心，百姓因家贫而愁苦，这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太平经》认为，这是因为治国者没有力行道、德、仁这“三善”，而采用繁杂的典章制度和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以致上下相互欺诈，文过饰非，天下盗贼横行，社会动荡，这种治国之道“逆于天心，而伤害善人也”。可见，《太平经》认为孺家的礼治(繁杂的典章制度)和法家的法治(严刑峻法)都不利于社会生产出富足的消费品。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万二千物具生出”的真正富足呢?《太平经》开出的治国之方是统治者要力行道、德、仁“三善”:“力行真道者，乃天生神助其化，故天神善物备足也。行德者，地之阳养神出，辅助其治，故半富也。行仁者，中和仁神出助其治，故小富也。但以道、德、仁治国还是有层次高下的区分，其中道治最高，次为德治，最下为仁治，所以达到富足的程度也存在备足、半富、小富的差别。《太平经》指出:“故古者圣贤，与天同心，与地合意，共长生养万二千物，常以道德仁意传之，万物可兴也;如以凶恶意传之，凡物日衰少。故有道德仁之处，其人日多而好善;无道德仁之处，其人日衰少，其治日贫苦，此天地之格法。”也就是说，治国者只有顺应真道之好生、真德之好养、真仁之好施予的特性，生、养、成三者协调统一，才能实现“万二千物具生出”的真正富足状态，才能为百姓提供充足的消费品。
《太平经》“万二千物具生出”的富足观，其消费伦理的意义体现为:在考量社会消费品富足的标准和实现途径时，将这一问题放在天、地、人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三维框架中来思考和讨论，修正了社会消费品富足与否的衡量标准。《太平经》认为，消费品的富足与否不能仅考虑消费物品数量上的多少，还必须考虑其种类是否齐全，考虑天、地所能生产的各类物种是否都能生出且数量充足、生命力旺盛。应该说，《太平经》的观点及思维方式是独到而深刻的。
二、“随力聚之，取足不穷”:消费品获取的正当途径
如何从社会获取个人所需要的消费品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太平经》提出的观点是“随力聚之，取足不穷”。而这一观点的提出，又是建立在“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的财物公有观之基础上的。
《太平经》认为，财物是天地人三统共同化生长养出来的万事万物。它们自产生出来之后，就为人间所共同拥有，既不悬附在天上，也不深埋于地下，是天地向世人提供的恩赐，目的是让人类世代繁衍下去。因此，“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就如同大粮仓中的粮食，并非给老鼠独享，天下人皆可分享。即使是国家金库中的钱财，也不是专供一个人独用，只要缺钱者，都可从中取用。因为这是民众交上来的赋税，人人都可以从中得到衣食之助。基于此，《太平经》强烈谴责家财亿万的富户宁可让财物腐烂在地下，也不愿周穷救急，眼睁睁看着千家万户贫乏困绝，也不出手救助，相反，有的还借机放贷款。因此，《太平经》指责这种人“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
但东汉末年社会纷乱的现实表明，要富人施舍财物、周穷救急难以办到，因此，《太平经》提出了通过劳动取得基本消费品—衣食的主张:“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负其先人之体。而轻休其力不为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饥寒。但常仰多财家，须而后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天地乃生凡财物可以养人者，各当随力聚之，取足而不穷。反休力而不作之自轻，或所求索不和，皆为强取人物，与中和为仇，其罪当死明矣。”在这段引文中，《太平经》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上天在人一生下来，就赋予了人通过劳动谋生的能力;二是天地之间的财物是用来养人的，人人都有权依靠劳动去获取;三是不愿通过劳动自食其力，却想依赖他人或用强取的方式获取财物的人，不但自己犯下了危害中和(人)的死罪，还会殃及后代。换言之，上天既然赋予每个人劳动能力，人们就应该用劳动来获得自己生活所需的消费物品，依赖他人或先人养活就缺乏伦理的正当性，强取他人财物更是其罪当死。《太平经》还强烈谴责了有力气而不愿自食其力，却用力气去干争斗、盗窃、抢劫等坏事的人，这实际上是《太平经》作者对东汉末年权贵阶层不行道德仁，抢夺民利，导致社会凶乱，民生凄惨的揭露和叱责。
关于消费品的正当获取途径，《太平经》提出“各当随力聚之，取足而不穷”，即人人自食其力。对于违反伦理正当性而获取个人消费物品的行为，以及不肯周穷救急的非正义性行为，《太平经》将其列为天地间的“六大罪”之一，予以强烈谴责。这和儒家着重依靠义(道德)、法家依靠严刑峻法来规范和约束民众的消费品获取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
三、“二大急一小急”:消费需求的层次论
在消费需求问题上，《太平经》提出了“二大急一小急”的消费层次论。它将消费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二大急一小急”的基本生活需求，其中“二大急”是指饮食和男女，“一小急”是指衣服，通俗地讲，“二大急一小急”就是指吃饭、生育、穿衣。另一类为“不必须之而活”的奢侈品，如珍奇异物、金玉玩好等。《太平经》认为，“二大急一小急”这类生活必需品是不可或缺的，其他的生活奢侈品不但不是人类所急需，相反，这类消费品多了反而会给人类带来祸害。《太平经》说:“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余悉不急，反厌人耳目，当前善而长，为人召祸，凡人皆得穷败焉。为什么《太平经》只将吃饭、生育、穿衣三方面的消费赋予经济伦理上的正当性，而对所谓的“奇伪之物”的消费迫求却加以限制甚至排斥呢?《太平经》阐述了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吃饭、生育是人类生存和传宗接代的基本需要，也是传续天地之统系的需求。“废之天下绝灭无人。天文并合，无名字者，故为大急。”也就是说，如果不解决吃饭、生育两大基本需求，人类不能生存，天地的统系不能得到承传，那时天地之间空空荡荡，宇宙成为一个无意义的世界，“故此饮食与男女相须，二者大急。至于穿衣，则仅为御寒避暑的需要，没有衣穿，也只会晒死或冻死一半人，这叫“半伤杀人”，名为半急。解决了这三大问题，人类的繁衍得以保证，天地阴阳四时的运行法则才有了意义。“守此三者，足以竟其天年，传其天统，终者复始，无有穷已。另一方面，“二大急一小急”之外的奢侈消费品，“不必须之而活，传类相生也。反多以致伪奸，使治不平，皇气不得至，天道乖错，为君子重优”。就是说，对奢侈性消费品的追求，会给人们的道德精神带来不良影响，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破坏天地人三者间的和谐，以至于引起大自然运行规律的异常。《太平经》还特别警示，如果社会上形成竞逐浮华的风尚，则“山川为空竭，元气断绝，地气衰弱，生养万物不成，天灾变改，生民稍耗，奸伪复生”。由此可见，奢侈性消费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对自然资源是一种掠夺，会产生天灾加剧、人口锐减的严重后果;从伦理学意义上讲，则会严重破坏社会道德风尚，使民风由淳朴趋向奸伪，造成社会动乱。
《太平经》对于生活消费品的上述划分与经济和伦理的双重判断，应该说是发人深省的。因为生存权在人的所有权利中无疑具有伦理的优先性，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来说，生存权的保障更加迫切。《太平经》强调这一点，既是对汉代社会现实中竞奇斗奢之风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消费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太平经》关注生活必需品的保障，反对竞逐奢侈消费品，其中隐含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因为“二大急一小急”需求的满足，主要靠农业，而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只有在商业发达时才有可能。《太平经》虽未对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上的“本末之辨”发表明确的看法，但从其消费观中还是可以窥见其倾向的即:它在为“二大急一小急”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作伦理合法性的论证与强调时，对生产和消费“不必须之而活”的奢侈品商业涂上了“致奸伪”的不道德的色彩。
《太平经》的“二大急一小急”与老子的“为腹不为目”一样，实质上是要求人返回到最初的本真自然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的欲望降到最低程度，几近于无欲，人心自然纯朴，天地人三者自然和谐，统治者自然可清静无为，而天下自然立致太平。《太平经》称这种本真生存状态为“与天地同其元”，且这种生存状态是养生、治国、道德三方面目标同时实现的最高境界:“是故古者圣人守三实，治致太平，得天心而长吉，竟天年，质而已，非必当多端玄黄也。故迷于末者当还反中，迷于中者当返本，迷于文者当还反质，迷于质者当还反根。根者，乃与天地同其元也，故治。”
四、《太平经》消费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前，缓解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抑制高消费，倡导合理的消费观念，重构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以可持续消费为特征的新型消费伦理，已显得日趋紧迫。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报告《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中对“可持续消费”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可持续消费是指:“提供服务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消费需求。”《太平经》吸收融合先秦以来儒道等诸家的思想资源，以天地人“三合相通”的思维模式来考量消费与自然、消费与社会、消费与道德的关系，注重消费与自然、社会、道德的协调发展，提出了许多见解深刻的消费伦理观，对构建以可持续消费为特征的新型消费伦理模式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第一，《太平经》的消费伦理所体现和贯穿的天地人“三合相通”的思维方式，如加以合理地借鉴吸收，有利于形成绿色消费的理念。如前所述，《太平经》从天地人“三合相通”的思维模式出发，提出并论证了“万二千物具生出”是衡量社会消费品是否达到真正富足的标准，其核心是天地之间应有的物品种类齐全、数量充足、生命力旺盛，天地人三者之间和谐共处。不难理解，这个思维模式和富足标准内在地蕴涵了绿色消费的理念。试想，一个资源匾乏、生态失衡的社会，天地人三者能协调相通吗?各种人类所需的消费物品能达到种类齐全、数量充足的富足状态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此，倡导绿色环保消费，反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消费，就必须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以天地人和谐为基本理念，树立绿色消费观。在这方面，《太平经》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有其超越历史时空的借鉴意义。
第二，《太平经》的消费伦理所提倡的人人通过自食其力来获取消费品，以及强调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反对奢侈性消费的思想，有利于形成合理消费的理念。合理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一个主要特点，它提倡简朴、节约，要求个人消费与经济制度规范、社会规范的有机统一。提倡节俭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个人来说，节俭能对各种自发的物欲进行节制，从而奠定良好的道德自律的基础;对社会来说，提倡节俭不仅能造就良好的道德风尚，从而使国家安定，社会和谐，还能改善资源紧张、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尖锐的状况。因此，虽然自食其力和节俭的消费观产生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产品短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中，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传统节俭消费观的价值，挖掘其合理内核，剥离其历史尘垢，仍可为今天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提供深厚的道德资源。
第三，《太平经》的消费伦理将消费与养生结合起来思考，有利于形成健康消费的理念。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消费受到越来越多人群的关注，其表现是重视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平衡统一。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是个体幸福的保证，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标志。事实表明，心灵的纯净和谐是人体健康的重要基础，一味地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将打破自身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导致身体健康状况的破坏，近几年因畸形消费出现许多使医学专家束手无策的新型疾病就是例证。《太平经》继承了老庄道家自然主义的传统，提出“守三实，治致太平，得天心而长吉，竟天年，质而已，非必当多端玄黄也”的观点，将消费与养生结合起来思考，以自然质朴为最高法则，强调保持心灵的素朴状态，反对竞逐浮华之风，维持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物质与精神的和谐而尽享天年。这一消费观与现代健康消费的理念有相通之处。
当然，《太平经》毕竟是我国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产品短缺的小农经济时代的思想产物，在肯定《太平经》的消费伦理思想对构建以可持续消费为特征的新型消费文化具有正面价值时，对其负面价值亦应有清醒的认识，如其只赋予吃饭、生育、穿衣这三种消费需求以伦理的正当性，将其他消费需求一概视为奢侈性消费并予以道德的批判，这在市场经济时代将对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给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带来消极影响。此外，《太平经》主张低水平消费，将节俭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绝对化，这种观念无疑会阻滞人们生活的改善，不利于人们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因此，对《太平经》消费伦理思想现代价值的评价，既要有时代的高度，也要有历史的眼光，同时还应有科学的、辩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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