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消费伦理，亦称消费道德。是指受社会风尚的影响，指导并调节人们消费活动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原则、道德规范的总和。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王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希望大家喜欢。
王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篇1
[论文摘要]王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以理欲合性为理论基础，以对俭与奢及其利弊的分析为重心，以追求絮矩之道为旨归，既肯定人的自然之欲的合理性，又提出以理导欲，主张消费的目的是促进人性的发展。这一消费伦理价值模式体现了公正无私和民本主义思想，以及对人民群众生存权益和消费需求的人文关切和道德关怀，在当今时代无疑是一副治疗自我欲望膨胀和消费异化的良药，也对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精神且具时代特色的消费伦理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王船山 消费伦理 现代意义
节俭与奢侈是探讨人类现实消费状况的核心范畴。中国文化传统中，“崇俭黜奢”是消费观的主流。《左传》日“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墨家更是提出“俭节则昌，淫逸则亡”；道家老子则日“吾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宋明理学，对节俭的推崇更是到了极致，提出“存理灭欲”。王船山则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节俭与奢侈的关系问题，其中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辩证的消费理念与消费价值模式，在当今时代无疑是一副治疗自我欲望膨胀和消费异化的良药。
一、“俭奢有度”的基本消费理念
王船山也基本继承了“尚俭”的传统，故有日：“夫俭与勤，于敬为近，治道之美者也。”但王船山对俭与奢的态度是颇具辩证色彩的，且带有时代特色，他在肯定“俭”为美行之后，突然笔峰一转，提出过度节俭的流弊，“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无以持其一往之意气，则胥为天下贼。俭之过也则吝，吝则动于利以不知厌足而必贪。勤之亟也必烦，烦则责于人以速如己志而必暴。俭勤者，美行也；贪暴者，大恶也；而弊之流也，相乘以生。”这段话是说，俭走向极端便是吝，吝便会导致过分贪利而不知足，进而为满足贪心而施暴于人，勤俭本为美行，但一旦以俭为名而施暴，则是大恶。王船山既肯定了节俭为美行，又认为由俭而生吝是大恶，由此可见，在这一思想中，蕴含了节俭也应有“度”的辩证思维。然后，王船山又对“奢”做出评论，“子日，奢则不孙。恶其不孙，非恶其不啬也。传口，俭，德之共也。俭以恭己，非俭以守财也。不节不宣，侈多藏以取利，不俭莫大于是。”人们痛恨的是奢华，没有礼节，而非痛恨其不吝啬。节俭的目的也是为了“恭己”，即为自己必要时的“奢”，而不是让人成为守财奴。可以看出，王船山在对俭奢问题上的态度是辩证的，蕴含着显而易见的“俭奢有度”的消费理念。那么王船山崇尚“俭奢有度”的缘由是什么呢?
首先，从形而上学层面来看，“俭奢有度”是“理欲合性”的必然要求。王夫之的消费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其理欲观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是其理欲观的价值伸延和理论推扩。理欲观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的重要理论问题，涉及道德规范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不仅同伦理学基本问题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而且构成消费伦理的逻辑起点。“理”“欲”是王船山哲学的基本范畴，其消费伦理思想就是以“理欲合性”思想为中轴的。中国传统有一种把理欲对立的倾向，宋明理学家以儒学为正宗，但兼重道家无欲和佛学灭欲，由张载发其端，二程过渡发展，朱熹归总，重新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而船山在不违天理，既重人欲的文化批判中，把传统的理欲说推向了一个人文传统发展的历史新高度。性即理是程朱哲学的重要命题，程朱在理气分殊之基础上主张理欲分离，进而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性论。王夫之继承并改造此观点，在气本论、性气合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理欲自然，离欲无理，理欲皆性的进步命题。“天以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者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为体也。”声色臭味的厚生，是人的生命体存在的自然需求，亦即自然人性；仁义礼智的正德，是人生活交往于其中的社会道德的需求，亦即社会人性。去掉感性厚生欲望的道德理性是无载体的虚无，丧失社会道德理性的感性欲望便离禽兽不远，反天理，则与天同其神化；徇人欲，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天理人欲、厚生正德相依不离，相互为体。这便是身与心、自然性与社会性、生理学与伦理学的对待统一、冲突融合的互体说。“盖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则此与生俱有之理，未尝或异。故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无；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俱可谓之为性。”在王夫之看来，人性是自然与社会属性的统一。
消费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顺乎人性的发展。既然天理与人欲均是人性，那么就既不能为“存理”而“灭欲”，亦不能为满足“一己之私欲”而置“天理”于不顾。主张珍重和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理欲望，同时，也有必要遵循社会道德规范。为此，就要做到俭奢有度。
其次，从社会政治常识来讲，“俭奢有度”会带来善果，“俭奢无度”会酿成恶果。“三代之治，其祥不可闻矣。观聘、燕之礼，其用财也，如此其费而不吝；饮、射、蒸、蜡之制，其游民也，如此其裕而不烦。天子无狗马声色玩好之耽，而不以宵旦不遑者督其臣民；长吏无因公科敛、取货鬻狱之恶，而不以寝处不宁者督其兆庶。故皇华以劳文吏，四牡以绥武臣，杖杜以慰戌卒，卷阿以答燕游，东山咏结缡之欢，呆苜喜春游之乐，皆圣王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者。”三代之治，之所以能出现一派和谐祥和的局面，皆因为圣王做到俭奢有度，“费而不吝”“裕而不烦”，故而做到“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接着王船山指出吝啬与奢侈两者都是祸患无穷的，对于当政者来说，吝啬不易被人所知，其危害更为严重。吝啬和贪婪常使少数当权者横征暴敛巨额财富，不用于社会生产，导致广大人民的正常消费无法得到满足，社会矛盾恶化，以致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发动的恶果。故王船山一针见血的揭露以勤俭之名聚财的本质、心态及其带来的恶果，“夫财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于上，百官聚之于下，豪民聚之于野。聚之之实，敛人有用之金粟，置之无用之窖藏。聚之之心，物处于有余而恒见其不足。聚之之弊，辇之以入者不知止，而藕之以出者无所稽。聚之之变，以吝陋激其子孙，而使席丰盈以益为奢侈。聚之之法，掊克之荟人日进其术，而蹈刑之穷民日极于死。于是而八口无宿舂，而民多捐瘠；馈晖无趋事，而国必危亡。然且日，君臣上下如此其俭与勤，而犹无可如何也。呜呼劳形怵心以使金死于藏，粟腐于庾，与耳目口体争铢两以怨咨。”l1在王船山看来，要避免“金死于藏，粟腐于庾”的状况就必须鼓励正当消费。王船山又日：“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守财。“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贼。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王船山极力反对百官、豪民极尽聚财之能事，认为国有聚敛之臣甚于有盗贼。国家当政者必须要以满足老百姓的正当需求为利，即以义为利，而不能不顾老百姓的生死，而使“金死于藏，粟腐于庾”。其中心思想不过仍然强调俭奢俱不能失中，否则都会酿成恶果。
二、以絮矩之道”为旨归的消费伦理模式
“俭奢有度”是王船山的基本消费理念，那么何谓“有度”?怎样才能做到“有度”?为此，王船山提出了“絮矩之道”的消费伦理模式。
何谓“絮矩之道”?“絮，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夫所谓絮矩之道者何也?物之有上下四旁，而欲使之均齐方正，则工以矩絮之。”王船山又以处理人际关系为例，阐述絮矩之道，重在揭示絮矩之道有推己及人、前后兼顾的特点，“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为絮矩之道。”在相差悬殊的人情好恶背后，自有一以贯通之理[之矩]，只要以此理去度人、度物，便能做到絮矩之道。“故民之好恶，直恁参差，利于甲者病于乙，如何能用其好恶而入父母?唯恃此絮矩之道，以整齐其好恶而平施之，则天下之理得，而君子之心亦无不安矣。
那么絮矩之道之矩从何来?又日：“民之所好，民之所恶，矩之所自出也。”一”在这里，王船山指出，以“民之好恶”为矩，即“公好恶”，即民欲上见天理。“夫絮之以矩而去所恶矣，去所恶，则必全所好矣。故能絮矩者，能公好恶者也，好恶公，则民情以得，”在消费领域更强调要满足民之正当消费需求，而不能为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而损害别人的利益，这样方能达到“物之不齐而各有所应得者，犹之矩也。”所以“有絮矩之道，则已好民之好，恶民之恶矣。”“夫愚氓之私愿固不可曲徇，而万民之同情则不容以不达。故平天下者，使人各得其应得之理，而无有不均者也。”“一国之人，为臣为民，其分之相临，情之相比，事之相与，则上下、左右、前后尽之矣。为立之道焉，取此六者情之所必至，理之所应得者，以矩絮之，使之均齐方正，厚薄必出于一，轻重各如其等，则人得以消其怨尤，以成孝悌慈之化，而国乃治矣。不仅如此，王船山还要求当权者，主动与民论絮矩之道，而非自絮矩以施民，主动关心人民的疾苦，解决人民正当的生活欲求，“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絮矩之意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斯能絮民心之好恶以为矩，而人心属之，天命归之，道得而无不得矣；如其骄以自用，而不诚于求贤，泰以自侈，而不节以散财，则心为私蔽，情为私乱，斯不能絮民心之好恶以为矩，而人心离之，天命去之，道失而无不失矣。”所以王船山说，当权者，能做到絮民心之好恶，便天下太平，否则国无宁日，“絮矩而民情以亲，不絮矩而民情以叛，民心之合离，而国势之兴之系焉。”
故所谓絮矩之道，不过是“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这是王船山整个伦理思想的价值核心，运用于消费领域，则必然要求每个人在消费过程中应该也以絮矩之道律己，最低限度应该遵循无害于他人、社会的原则。最高的伦理要求便是做到，与民同好恶，以自己的正当消费促进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增进，体现有益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俭奢有度”，这个“度”，便是“公好恶”。王船山对节俭与奢侈的评价最终要以絮矩之道为旨归。
三、王船山消费伦理的现代价值
王船山俭奢有度的消费理念以及以絮矩之道为旨归的消费伦理模式，可以说是超越于船山本身所处的时代，而对消费作了前瞻性的预测，充分显示了船山消费伦理思想“珍生”与“主动”的启蒙精神，于21世纪的市场经济社会仍然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总结起来，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对当今社会具有如下几点意义。
首先，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王船山在俭与奢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反对由俭而至吝，反对由奢而至不孙，坚持适度、絮矩的节俭与奢。而市场经济本质上说是一种需求导向型经济，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便是人们的欲望与需求，因此适当刺激和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可以促进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王船山认为“俭为恭己，非为守财”的观点，就是要求满足个体的正当需求。另外，王船山认为当权者要以“絮矩之道”之民，以民之好恶为公好恶，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也是要求社会采取各种办法满足人们的合情合理的消费需求。这种观点可以刺激消费为扩大再生产鸣锣开道。但是如果对人们的消费需求放任自流，不加任何限制，则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与环境污染，加剧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甚至可能误导生产发展方向，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秩序。
所以，王船山在肯定人民正常的消费欲望获得满足的同时，还要求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提倡“以理导欲”“以理制欲”，提倡“俭奢有度”的消费方式。这对于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其次，有助于抑制消费主义思想。20世纪末开始，西方消费主义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已经开始在中国消费大众心理渗透，人们崇尚超前消费，把消费当作衡量自身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当作生活的最高目标，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体的正当生活需要，使人陷入异化消费之中而无以自拔。王船山主张消费符合人性需要，但同时也只能符合人性需要，要有利于人性的健康发展。王船山认为，人既要有正当的物质消费以厚生，同时又要用社会的以“絮民之矩”而来的道德伦理规范约束自己，使之沿符合人的健康方向发展。认真思考船山的先进消费理念，并对之作深入的阐述、发展和广泛传播，对抑制今天的消费主义、引导人们树立健康消费理念，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最后，有助于增强消费主体的道德责任意识。当今社会，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在陶醉于物质满足所带来的惬意之时，却往往忘记了对他人，对社会应负担的道德责任。出现的问题是，有些人在进行个人消费时，往往以损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为代价。王船山的絮矩之道的消费伦理模式则对消费主体提出了道德诉求。强调“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在满足自己欲求之时，也要不损害他人社会利益，做到无害，这是消费者最低的道德底线，在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之时，还要能促进他人、社会利益的共同发展，做到有益，这是消费者应该尽到的高限度的社会责任。
王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以理欲合性为其理论基础，以对俭与奢及其利弊的分析为重心，以追求萎翼矩之道为旨归，既肯定人的自然之欲的合理性，又提出以理导欲，主张消费的目的是促进人性的发展。这一消费伦理的价值模式体现了公正无私和民本主义思想，以及对人民群众生存权益和消费需求的人文关切和道德关怀。这对于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精神且具时代特色的消费伦理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王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篇2
摘要：道德始终是人们关注的对象，目前理论界多注重硬性研究，缺乏对道德元伦理思想的分析，因此，对道德形而上学理论进行谨慎的梳理，尤其对康德道德伦理思想体系的梳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所谓正本清源，基本伦理难题和伦理矛盾也都被暴露或揭示，只有把道德形而上学这个根本源头梳理清楚，才能使整个伦理体系大厦更加牢固。道德基础问题是康德伦理思想的基点。康德伦理思想在现代不仅没有死去，反而有待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因为康德伦理思想注意到了人生、人的理性的'双层追求，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力图将它们统一于整个先验哲学之中。
关键词：康德；形而上学；道德；现代价值
康德思想的重要性在当代理论界是众所周知的。形形色色的现当代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渊源于康德，自由、主体、实践理性、善良意志、意志自律以至“绝对命令”，在康德那里是相通的概念，正是这种独立于客体的概念，给道德奠定了基础。在康德纯粹理性所划分的学科体系中，道德形而上学是作为伦理学的纯粹部分而存在的，它关注的是人的终极目的，涉及的是人的全部使命，体现的是人的高贵和尊严，所以它优越于人类理性的任何其他追求，而其他学科都要为这个最高目的服务，也成为整个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
一康德的思想，如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所说：康德“在近代哲学上恰似一个处于贮水池地位的人。可以这样说，康德以前的哲学皆流向康德，而以后的哲学又从康德这里流出的”。康德思想研究早已经是一种“显学”，似乎人人都能对康德的思想说点什么。伦理学在康德整个思想体系中属于另一个方面，在康德思想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牛顿转向卢梭，由自然科学及其哲学意义转向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康德的伦理学，都认为其重要性不能和他的认识论研究相比，甚至认为康德伦理学只不过是形式主义而已。基于这样的事实，康德思想对于我们，可以说还是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之中。那么，康德哲学思想主要是认识论还是伦理学呢?他在构造其“批判哲学”时，虽然首先着手于认识论，但就康德个人主观上来说，伦理学显然高于认识论。在康德的主要伦理学著作中，即《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它们的共同任务就是建立实践的最高法则以及论证道德法则乃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原理，旨在建立道德形而上学。在康德纯粹理性所划分的学科体系中，道德形而上学是作为伦理学的纯粹部分而存在的，它关注的是人的终极目的，涉及的是人的全部使命，体现的是人的高贵和尊严。所以它是优越于人类理性的任何其他追求的，而其他学科都要为这个最高目的服务，由此也成为整个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
自由、主体、实践理性、善良意志、意志自律以至“绝对命令”，在康德那里是相通的概念，正是这种独立于客体的概念，给道德奠定了基础。康德的道德哲学特别强调自由、平等、权利的优先性、即优先于任何特殊的善。在康德那里，正义的重要性，首先不是因为它们能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是能够尽善，而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利(正当)概念，权利是一个既定的优先于和独立于善的道德范畴。康德的正义论具有直接的道德意义，因为它主张正义之所以是首要的，在于正义的要求超过其他道德利益和政治利益，而无论这些利益可能有多么迫切，因此正义就不仅是人类价值集合中的一种，可以随情况的变化来加以权衡，而是所有社会美德中的最高美德，是其他社会美德的前提和基础，这样康德就通过正义的优先性为社会道德奠定了基础，即保证社会正义是一切道德上善恶的前提。根据康德，善恶概念不足先于道德法则而定义的，如果先于道德法则，那么，前者就似乎必定具有基础地位，相反，善恶概念必须在道德法则之后并通过道德法则来定义，于是遵守道德法则本身就成了目的，而无需某个假设为善的目标。那么，正义优先性的根据在哪里呢?
在康德那里，权利正当的优先完全是从人类相互的外在关系的自由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它和所有人与生俱来的目的(即获取幸福的目的)或人们所承认的实现这一目的手段没有任何关系。简单地说，权利的优先性完全是从人之为人先天具有的自由中推导出来的，我们也只有在受那些不以任何特殊目的为前提条件的原则支配时，才能自由地追求我们自己的目的。不过，把自由与正义联系起来，中间还需要有一个过渡，否则，自由的个体不能走向正义的社会，或者反过来，社会正义必然束缚个体的自由。为此，他提出了善良意志的概念。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康德一开始就指出，“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
有的伦理学家用知识来解释善，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有的用上帝的意志来解释善，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近代以来，更多的伦理学家则把善看成是人的自然本性要求的满足。康德反对上述一切看法，他认为善既不来自上帝，也不来自人的自然本性，更不来自人的意志的某种对象物，而只能来自人的理性自身中的善良意志，一切其他品质，如明智、勇敢、果断、不骄不躁等，虽然从许多其他方面看来是善的，但若没有善良意志的指导，就可能成为极大的恶，同样，那些导致幸福的东西，如财富、权力、健康、境遇如意等，若没有善良意志的正确指导则会使人自满和傲慢。相反，唯有善良意志才是无条件的善，它“不依其促成或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愿意而善，它是自在的善，自为地无比高贵”。善良意志不是来源于经验世界，而是存在于人的纯粹理性之中，“为自然的健康理智本身所固有，故而不须教导，只要把它解释清楚就足够了”，也就是说，道德的基础(正义的基础)在于实践理性主体自身，人作为拥有实践理性的主体同时是一个意志自律的主体。作为一切行为准则的根据的东西，也必须是一种目的主体，而非任何经验的目的，这就是理性存在自身。唯有这一主体才能提升人自身，使之成为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并使他能够参与一种理想、一种完全独立于我们社会欲望和心理欲望之外的自由王国。也只有完全彻底的独立性才能给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超凡脱欲，假如我们永远都能自由地选择我们自己的话，就能使我们不受那些偶然环境的制约。可见，人的自由作为人的天赋权力，也是人的意志天生具有的一种能力，它先于主体可能确认的任何特殊目的而存在于主体自身，这种能力被康德看作是一种服从于特殊法则的能力。康德认为，自由意志不过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具有按照对规律的意识、观念或表象来行动的能力，即按照原则行为的能力。
正是因为实践理性的存在，正是因为自由所具有的自律性，人类才能尊重道德规律，道德法则才能存在，而道德法则的存在又成为了我们认识自由的条件。这样，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法则才能够以普遍的绝对命令形式颁布人应该遵守的实践法则。普遍性是道德法则的根本特征。因为绝对命令的普遍性，人人都应该遵守，因而它又具有必然性。这就要求始终将人当作目的而决不能当作手段。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道德哲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人类建立了一个道德的理想王国，而是将传统的道德哲学奠定在自由和理性这一崭新的基础之上，以重建人类的道德王国。
二现代西方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两大派系都渊源于近代西方哲学。英国的经验主义直接影响了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生。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则直接转化成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近代西方唯理论与经验论是在反封建反神学旗帜中的近代哲学内部的两个派别。唯理论强调要以理性来批判上帝的权威和宗教的虚妄，倡导一切要在理性的法庭上予以审判，只有确切无疑、清楚明白的才是真理，反之便是谬误；经验论则高举“经验”大旗，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只有符合经验，为观察与实验所能证实的才是真理，否则即是谬误。唯理论与经验论在反封建神学的战斗中共同起到了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它们之间的分歧或者说各自的极端性、片面性也是明显的。
论争在康德哲学中得到了调和。康德通过提出和论证“先人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阐述了科学知识因是先人的，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足综合的所以又具有知识的增长性。康德在知识论上的所谓“哥白尼式革命”就是认为知识足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的先人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和知性范畴(普遍性、必然性、因果性等)对经验杂多质料加工整理的结果。可以说，唯理主义(演绎主义)与经验主义(归纳主义)在康德知识论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调和，不过，这种调和带有明显的机械拼合性质。
康德只讲“自由”、“主体”、“善良意志”的概念，而这种离开人的根本的“社会”本性，离开．r任何感性限制的、只影响经验世界却不受其影响的自由、主体何以存在?这种抛开了它所寻求的客体且先于它所寻求的客体的主体，其存在又如何可以确认?抛开经验世界，于是康德对其先验主体概念进行论证。首先，康德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了超验自我的存在。作为经验自我的主体，我身居超感性的世界，独立于自然规律，因而，我能够自律。其次，在实践上，一个经验的存在，是不能够获得自由的，因为意志在经验世界的实践中随时町能受制于欲望。在这里，人的意志不能成为第一原因，是不自由的，人的行为是他律的，但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时候，我们就使我们自己成为理智世界的成员，并认识到意志的自律。康德先假定自由，然后以归谬法证实了他的超验“主体”的存在。就这样，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去寻找道德的基础，康德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最后只能求助于彼岸世界，从而也终结了其探索之路。
与其所批判的以感性经验论为基础的目的论伦理学把道德奠定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不同，康德在实践人学之前，通过对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的普遍性的信仰而将道德的基础从上帝那里转移到人身上，这是人的道德观念的又一次解放，他的道德哲学也因此与他那众口传诵的道德名言一起深深地影响了后人。但是，道德基础的观念本身并没有改变，作为道德基础的主体仍然是抽象的、被认为具有共同本质的人。康德的道德哲学在l9世纪早期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就已经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其唯心主义实质遭到了马克思的'深刻揭露。因为抛开经验世界，在纯粹的理性思辨中去寻找道德的根据，康德必然使他的理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成为实际生活中难以把握的东西。康德自己也说，他提出的道德规律和道德原则在经验世界中是不可证的，只有在理智世界或意会世界才能把握到它。
尽管如此，经验主义在康德哲学中毕竟还是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康德对经验主义哲学给予了充分肯定。在黑格尔那里，则通过方法论角度，为感性与理性、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作了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可以说近代经验论哲学正是通过康德对现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起到理论影响和推动作用。康德知识论中肯定经验是知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的考察，把知识局限于经验现象范围之内，否定物自体世界的可知性、科学性等思想都对现代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总体精神和理论思路产生了多重作用。康德将本体学说推之于知识界之外，通过道德意识根据建立理性主义的超验本体学说，又对近代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转化成现代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从另一角度上起到了推进作用。
三那么，康德在统一事实与价值的过程之中贡献了什么?从后面的新康德主义者的道路来看，是造就了哲学是一种价值论，这种价值论包括以道德学为核心的目的论体系，新康德主义身处于一个哲学已经被经验科学瓜分殆尽的时代。
自然与自由是康德给人类理性所设定的两大目标，人既要给自然立法，也要给实践行为立法。前者表现为自然法则，后者表现为道德法则。康德在不同体系中对它们作了表述，又在最终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对它们作了统一。康德通过对人类心灵的三种能力——认知能力、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种对象真、善、美的探析，在人类哲学宝库中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第一批判是为数学、自然科学知识确立哲学基础，它所回答的是“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第二批判是对超验本体领域的考察，对人的“道德行为如何可能”的问题作出回答；第三批判则力图沟通前两个批判，即将科学知识论与道德本体论统一起来，它回答的是“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以三大批判集中系统地对关联人的三个问题作了阐述——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在晚年康德又从人类学上添加了一个总问题：人是什么?以人类理性的这四个问题，构成的康德哲学体系是系统严密的，也是思辨和实践的，它是对整个西方哲学主题发展的归纳综合。
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道德也是人的生存方式的一部分，诚然，道德的主题是人们应该怎样行为，因此，道德源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又高于生活，但一切“应该”的东西都只有从“是”之中总结和提炼出来，才能变成现实，正如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及其规律之后，才可能利用这些关系或规律来改变我们的自然环境一样；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人类的基本行为方式及生存状态时，才能去建立适合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生活。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特点又取决于人的现实活动，人作为一种关系(核心是利益关系)的存在，从而作为一种道德的存在，以及人性的特点及其发展水平都深深植根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因此，对人的存在及存在形态的关系的道德性的真实理解，在于回到生活实践本身，回到历史本身。人首先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作为生命的存在，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道德性是人存在过程中所面临的首要道德问题。历史地看，正是在生命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类社会产生了原初的人伦。而生命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伦理问题又是借助家庭关系中的伦理关系(作广义理解)来实现的，这样就从本体论的层面将道德性限定在存在关系中的人的道德性之中了。
因此，对于道德原则和道德生活，我们不能象康德那样在纯粹理性或意会世界中去寻找，而应当立足于现实的经验世界、现实的人的需要及其社会关系的特点。我们更应意识到康德伦理思想在现代不仅没有死去，反而有待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因为康德伦理思想注意到了人生、人的理性的双层追求，并给以了高度的重视，力图将它们统一于整个先验哲学之中。这就是研究康德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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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王弼伦理思想比较论文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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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儒家中庸哲学及现代意义08-07
浅谈中国现代艺术现时下的文化意义论文09-10
地理教学中体现的哲学思想及其意义分析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