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

时间:2022-04-20 15:25:44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的类型很多,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为了让您在写论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 篇1

  摘要:作为中国史上的著名报人、政论家,胡适有着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运动时期胡适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容忍主要指容纳异议,胡适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呼唤体现在他强调报刊或报人应和研究社会问题,他认为独立精神需要“独立的政论家”及其“言论事业”来落实。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胡适;新闻伦理思想

  胡适是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人、政论家。他曾、创办、编辑或担任过撰稿人的报刊有近20种,长期的报刊实践及其社会活动也使他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胡适新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时期也不例外。该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

  一、胡适晚年曾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引用了美国学教授乔治·林肯·布尔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把布尔的这句话视为“不可磨灭的格言”,并进行了阐发:“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后来他在一次中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整个社会都需要容忍,需要容忍异己,报刊或报人也应如此,对于报刊或报人来说,“容忍”和“容忍异己”主要是指容纳异议。实际上,晚年胡适的这一观点早在他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报刊实践中就已经形成和表现出来。

  1917年《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他在此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然而,在文章的末尾他说:“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胡适希望有人能提出不同意见以对其主张进行修正。如果说胡适此言主要是一种谦辞的话,那么随后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所提出的期望就并非如此了,他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设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弘从这封信的上下文看,胡适把文学革命看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过程必然牵涉到很多问题,需要国人提出各种观点来展开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倡导文学革命者不能认为自己的主张就是绝对正确的,从而在《新青年》上不去容纳异己的观点和意见。但是陈独秀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则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发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陈独秀看来,他和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是绝对正确的,没有对此进行讨论的必要,因此他不会让反对者在《新青年》上提出不同意见去“匡正”。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是旗帜鲜明而又坚决的,也不给反对者发起进攻的机会。他的这一态度和不容异己的做法对于“白话文学”势如破竹的推广自然有效,这一点后来连胡适也承认,但胡适仍然认为它是“武断”的。如果我们从新闻的角度进行分析,报刊或报人的确需要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这符合传播规律。通常一种新事物或新思想即便是很有生命力,也需要深入传播和被广为接受,而让不同的意见、观点在报刊上就此展开交流和碰撞则不可或缺;有时硬性灌输也能够把新事物或新思想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但其真正的传播效果值得考察。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来看,读者通常也希望看到不同意见就某个问题的交锋,若报刊总是传播一种声音,时间久了,就可能会让人产生阅读上的疲劳甚至不悦。汪懋祖就曾经投书《新青年》,说它在提倡文学革命时,“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

  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既然胡适远在美国时就主张《新青年》要容纳异议,在他正式加盟《新青年》之后更是身体力行这种主张。在回应汪懋祖对《新青年》的质疑时,他充分地阐释了他的主张:“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但“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提倡容纳异议并非是无原则的迁就和妥协退让,其前提是报刊或报人本身要有坚定的信仰或追求,而且持异议者的“反对”得是“有理由的反对”,其目的则是试图“同化”持异议者。

  然而,胡适在《新青年》上对于“反对”意见的“欢迎”,却为钱玄同所不理解,他埋怨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劝告他“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他还强烈反对胡适约请张厚载为《新青年》撰稿,声称若胡适这样做,他“便要脱离《新育年》”。张厚载是个戏剧评论者,他极力维护旧戏,公开反对胡适等在《新青年》上倡导的戏剧改良,其人品行也很差,在胡适约他写稿前后,他还在《神州日报》上制造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的谣言。对于这一切胡适似乎并不太介意:“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他不顾钱玄同的反对,坚持己见:“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本记者自有权衡’。虽然胡适倡导报刊或报人要容纳异议,但是他不可能去强迫别人这样做,他只能利用“本记者”的编辑权自己去实施这种主张。胡适认为,钱玄同为了推行“白话文”革命可以去树立一个反对的“假想敌”王敬轩,却不容他找现实存在的论敌张子写稿从而和他展开争论,这是很不公正或不公平的。虽然胡适这里所抱怨的“不公”仅是他和钱玄同两个编辑人之间的问题,但它已经触及到了学上的另一个重要命题——的“公正”或“公平”问题。若报刊或报人不能够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仅凸显一部分人在某个问题上的表达而忽视其他人的发言,只容许一种声音的传播而遮蔽其他意见的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衡的传播,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公正、公平的传播。

  二、社会责任意识是新运动期间胡适对报刊或报人提出的又一要求。该时期胡适有四篇文献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一主张,即《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论问题与主义》及《胡适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上的演说词》。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报业蓬勃发展,新增报刊有400多种,这些报刊背景复杂,分属不同的团体和派别。与此同时,各种思潮、理论学说也在中国大量涌现,而且每种思潮、理论学说往往又有多个流派,但它们都借助报刊来传播,在报刊上占了大量篇幅,于是报刊界兴起了一股传播思潮、输人学理的热潮。这种状况让胡适非常担心:“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胡适看来,当时的报界和报人倾向注重空淡,提倡尊孔复古者和以“新潮”面目呈现的军国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认为在纸上空谈各种“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也会“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明确指出报人的首要职责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调研:“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他认为当时中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像“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官卖国问题”等,都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因此,他呼吁“新舆论界的同志”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至于“纸上的主义”,胡适认为它们都应该得到研究,但它们本身不是教条和金科玉律,而是有着工具意义,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为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和启发,研究的终极目标是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他在《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三论问题与主义》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除了在理论上分析报刊或报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需要研究社会问题外,胡适还具体针对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注重研究以及不负责任办报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也对有志于从事新闻业的北大学生发出了诉求,希望他们不要去抽象地空谈,替人“充篇幅”,而是能够肩负社会责任,研究“活的问题”。对于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负责任的办报现象,他说:“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一个人每天要做几家报纸的社论或时评,还要天天打牌吃花酒,每天报馆里把专电送到他们的牌桌上或花酒席上,他们看一看,拿起一张局票,翻转来写上几行,就是一篇社论了。他们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写的破笔,就可以做‘舆论家’了!这不是上海的实在情形吗?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说呢?”作为报人,若社会责任意识缺失,其所作的评论不仅对社会无价值,甚至还可能会对读者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胡适推崇“西洋的舆论界”每家报馆都有“几层楼的藏书藏报”,推崇美国《世界报》注重研究,重视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而“不做向壁虚构的舆论家”。

  1922年2月,北京大学部分从事工作的师生在北大成立了“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胡适受邀与会并发表了。他在演讲中首先肯定了北大学生从事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但接着话锋一转:“北大同学迩来从事于新闻事业的,老实说大半替人家作充篇幅的事情。在胡适看来,“五四”以后报人的普遍空谈现象在北大学生报人身上也存在。胡适希望北大同学利用报刊来承担责任,研究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他说:“我以为北大同学不作新闻事业则已,否则不应当专做充篇幅的事情,应当讨论社会上种种的问题,最痛心的,就是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办的报,做充篇幅的事业,这也是很可耻的事情。”站在胡适的角度,“作充篇幅的事情”本身就没有尽到报人应有的责任,如果再替那些军阀报纸这样做,就更是可耻的。这里他已把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胡适还认为讨论现实的具体问题即“活的问题”会面临“封报馆”,“坐监禁”,“受枪毙”等各种威胁和危险,但他强调:“宁可为讨论活的问题被封,坐监禁,受枪毙,不可拿马克斯来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的报纸充篇幅!这应该是胡适对北大学生报人提出的最高要求,为了利用报刊履行社会职责,考察和反映社会现实,即使报纸被封,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流血牺牲,也要在所不惜。

  尽管在胡适繁荣眼里“五四”之后的报刊一度普遍崇尚抽象的空谈,有不少报人不注重研究和社会,但是也有一些报刊既“新思潮”,也能够着眼于现实,研究时局,批评时事,讨论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呈现出鲜明的社会责任意识,《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建设》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胡适对于它们给予了充分肯定或提出殷切希望。

  他认为《星期评论》的“研究的态度”是让人“极佩服的”,希望它能够坚持这种态度,“给中国的舆论界做一个好榜样,使那种局票背面写的社论时评将来绝不能生存,使那班终身不读书不研究的‘红’主笔将来都渐渐的黑下去”。对于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他也发出了赞叹:“《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胡适认为“《建设》的前途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

  胡适对报刊或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强调既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责任感的体现,又烙上了鲜明的实验主义色彩。强烈的“家国”意识、忧患意识、“文人论证”是中国传统土大夫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因此关注现实、拯救现实也就成了他们的使命和责任。虽然胡适是一个受欧美影响很深的自由主义学者,但他同样也深受中国的熏陶,在思想上仍然承继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特点和传统,因此他呼吁研究和调查现实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倡导者,实验主义认为“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问题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因此,尽管胡适对报刊或报人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实验主义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早在胡适主办《竞业旬报》时,他就宣称该报的办报宗旨之一是希望人民“要有独立的精神,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报刊或报人自然应首先具备独立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仍然坚持和主张这种精神。那么,什么是报刊或报人的独立精神呢?它对于报刊或报人的价值何在,报刊或报人怎样做才能实现自身的独立?胡适在《努力周报》第5期上发表的《政论家与政党》一文对此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回答。在该文中,他把政论家分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三种类型。他认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纯粹是政党的鼓吹机关”,他们不可能脱离其所属政党,完全缺乏独立性;虽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服从政党的政论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政论家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总隶属于这个或那个政党,从而为某个政党服务。胡适认为惟有“监督政党的政论家”才是“‘超然的’、独立的”,他具体地阐述了这种政论家“独立”的表现:独立的政论家在身份上不属于任何政党,他们“身在政党之外”,“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也就是说,政治身份的独立是政论家独立的前提,也是独立的政论家的首要标志。

  在角色扮演上,独立的政论家通常担当的是民间性的“清流”、“智库”和体制外的“监察御史”兼备的角色,或提出意见建议或进行质询监督。在胡适看来,独立的政论家不仅身份要独立,就连他们所办的报刊也要独立,这是政论家独立的又一个重要前提和标志。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论家在一个国家中具有重要作用。他说:“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这是因为“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其次,与“表率政党的政论家”仅是一个政党的“观象台”、“斥候队”不同,独立的政论家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论家通过两种“武器”即“造舆论”和“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来表达他们的主张进而影响各政党的政策。这样,虽然他们身处政党之外,但“影响自在政党之中”,虽“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对于独立的政论家来说,无论是“造舆论”还是“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都离不开报刊,独立的报刊是其角色扮演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这又进一步说明,报刊的独立与政论家的独立是连成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

  20世纪30年代,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创刊号上曾直接明确地界定过什么是“独立精神”,他说:“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到《独立评论》创刊一周年时,他重提了这个界定,并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独立精神”的最好说法,他还提出了“独立精神”的两个重要条件即“成见不能束缚”和“时髦不能引诱”比较新运动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胡适对“独立精神”的阐释可以发现,这两者在基本内涵上虽有一定的一致性(比如不依附任何党派),但是前者似乎更具体,更完备,也更符合学上对传媒独立内涵的界定,而后者则显得比较笼统,也不够完备。

  四、胡适所倡导的容忍、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并非相互孤立。容忍不是对“异己”放弃原则的坚守,一味地迁就,它以社会责任意识为前提。为此,胡适强调持异议者在立论时要“有理由的反对”,而不是不负责任的“乱骂”。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不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即遭遇批驳,也成为后来“批胡”运动中批判他反对的一个证据。如果说胡适当时的真意正在于反对那些异己的“主义”的话,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报刊在传播这些“主义”时倾向于泛滥和“空谈”,“舆论家”们因此忽略了对各种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以致他们最终可能丢弃对社会责任的真正担负。也就是说,当各种“主义”的传播破坏了胡适容忍的前提——社会责任意识,他也会站出来反对这些“主义”本身。既然胡适说“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是独立精神的表现,可见,在他眼里,社会责任意识是独立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独立精神涵括了社会责任意识。胡适提出“成见不能束缚”是“独立”的重要条件,这说明他把容忍看作是独立精神的前提。因为报人或报刊一旦为“成见”所羁绊就不大可能去容纳异议,也不会保持“超然”,而是依附于“成见”,这样就谈不上有真正的独立精神。胡适深受自由主义的熏染,容忍和独立精神实际上同源于自由主义,前者源自报刊是“意见的自由”,各种意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自我修正”等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后者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基石。比较起来,胡适的前述新闻思想与另一位报人梁启超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受自由主义影响较早的报人,他在一生的报刊活动中几乎一直追求自由主义,主张“言论自由”,因此,胡适的“容忍”在他身上也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作为胡适的前辈,梁启超受中国的熏陶比胡适更早,更深,其社会责任意识更为鲜明。但梁启超的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更具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含有更多宏大而抽象的国家及政治命题,不像胡适那样具有实验主义色彩。追求自由主义的梁启超对独立精神也比较向往,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论述报刊独立的重要性。但若根据上述胡适的定义来评判,梁启超并不具备真正的独立精神,也不是“独立的政论家”。他虽是文人、学者,但他不仅没有做到“身在政党之外”及“不依傍任何党派”,而且是政党的首领。梁启超一生创办和的报刊有近20种,但多是机关报或党报,而且一旦政治上有需求他就会放弃自己的“言论事业”投身于政治活动,这又与胡适设定的“时髦不能引诱”这一“独立”的条件相悖。与梁启超相比,胡适则更符合他自己界定的独立精神和“独立的政论家”的要求。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 篇2

  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其中精神领袖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近30年里,胡适一直是作为负面历史人物形象出现在大陆的学术界。其“历史观”也受到了广泛而全面的批判。①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来,学术界对胡适的整体评价逐渐由负面转向正面,进而更加全面,对其“历史观”学术价值与产生的问题分析,也趋于客观。一般而言,学界对胡适历史观中所蕴含的进化论思想、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皆有清晰地揭示,对其史学思想与中国乾嘉学术以及与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关系、历史观的得失,论之颇详。②然而,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典籍,以及在“中国文化史”的大历史视野下所提出的古典知识分类研究的知识谱系的构划,系统的研究方法,似乎关注得还不够充分。

  本文的要点并不在于比较新史学运动中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作用大小问题,而是仅仅从“历史的眼光”出发,来考察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历史观,并从如下两个大的方面来重新认识与评价胡适这一历史时期“历史观”的思想内容:一是胡适对待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态度与看法,二是胡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具体要求与方法论思考,然后再重新认识其历史观对近现代疑古思潮的贡献。

  一、“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国故”

  可以这样说,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胡适哲学思想的灵通,也是其“古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历史主义的态度则是胡适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学的整合。胡适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研究“古学”,必须要有现代人的方法,那就是要: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三种方法统合起来,就是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众所周知,章学诚在乾嘉时代,为了对抗考据学,以自己特有的“别识心裁”,重提“六经皆史”的命题,再一次将史学提高到与经学相抗衡的地位。或者说,试图用史学取代经学。龚自珍也曾提出“六经者,因此,胡适的“历史的眼光”,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以更加广阔的史学眼光继承并光大了了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以及龚自珍“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史学思想,将“史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地扩大了,而且将史学研究的目标转换到追求客观历史真相的认识论方向上。历史学研究首先要以真实材料为基础,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在把握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来重估一切历史事件的价值。

  二、“中国文化史”视野下的古史研究方法论

  在“中国文化史”的广阔历史学视野下,胡适历史观中所包含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整理国故”的主张之中。在胡适的眼中,“国故”即是中国的文化历史,简称之为“国学”。整理国故,需要一现代的科学方法。而由系统的现代科学方法组成的方法体系可以视作其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即是胡适提出的“系统的整理”的设想和“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系统的整理”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索引式的整理”,二是结账式的整理,三是专史式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即是一种广义的比较研究法。以此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从而使中国的古代文化历史的研究获得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摆脱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联系上文所讲到的“拿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历史的一条来看,胡适古史研究方法论大体上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人类历史变化发展的时间序列里,给每一文化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一个客观的定位,在“求真”的基础上展开其他各项的历史评判工作。其二是通过“系统的整理”方法,对历史文献、历史事件作一清理工作,并通过各专门史的研究以深化人们对文化历史现象的全面、深刻的认识。其三是通过博采资料的方法,在比较研究的视野里从事中国古史的解释与说明工作。下文着重评述后面两种历史研究方法。

  胡适提出“系统的整理”中国文化历史的思想主张,是通过三种具体的方法来实现的,其一是“索引式的整理”。其具体意思是:“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比如说,将《说文解字》依部首、或依笔划,再加中一个检字的索引,编一本《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之类。

  三、胡适的“新史学”对现代中国“疑古”思潮的推动及其生长点

  说起近现代中国的“疑古”思潮,人们自然首先想到顾领刚先生。其实,“疑古”思潮是由胡适、钱玄同、顾领刚三人共同发起的。钱穆应顾领刚之邀而为《崔东壁遗书》所作的序文,对此有非常生动地描述:“三君者(指胡适、钱玄同、顾领刚,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几于无不知三君名。‘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于三君乎见之。在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先驱性人物。近现代学术思想史领域里的激进“疑古”思潮的出现,也应当从胡适说起。据顾领刚《古史辨自序》所言,在1917年前后的几年里,胡适发表的论文时常给他以“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启示,让他“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使得顾领刚“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适合他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胡适发表在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上面的长序,让顾领刚对于小说版本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意想不到的认识。他说:“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从胡适历史研究方法中获得“暗示”,顾领刚“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后来顾领刚提炼出“故事结构”的观念,并用“故事结构”的观念来解释历史传说中的故事“先型”与后演义的故事关系,并将之运用到古史的研究上面。他说:“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果、封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底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但那时正毕业之后,初到母校图书馆服务,很想整理书目,对于此事只是一个空浮的想象而已。

  四、余论

  胡适虽然到处都提倡科学方法,但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里,胡适并没有否定想象的重要性。因此,他的“新史学”肯定了想象力的重要性。他说:“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功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虽然,这里所说的“想象力”不一定是文学、艺术的想象力,而与他的“大胆假设”几乎是同义词,然而也不应该否定艺术的想象力内容。这一点可以从他为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册所作的书评中看出。胡适这样写道:“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而且也正是从古史叙述的艺术性角度,高度肯定了陈衡哲女士的这本十万字的西洋史的长处。

  一般而言,对于胡适历史学思想的研究,如果没有新史料的发现,现在几乎难以有新的话可说了。本文着眼于胡适的“历史的眼光”这一大历史的观念,并将其与清代历史学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念、龚自珍的历史观联系起来,考察胡适“历史的眼光”与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从而揭晓示其特殊的历史贡献,并从现代人文知识的谱系学建立角度考察其新史学所开出的专门史研究方向及其历史贡献,最后又重新考察了其新史学与疑古思想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 篇3

  自“拨乱反正”以来,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被歪曲或遮蔽的风云人物及其文学观念,大都恢复了本真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叱咤风云的文化英雄和文学领袖,这应是海内外学人的共识;但是一提到文学革命的主张时,人们多认为胡适所倡导的只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即白话文学,只重视语体或文体的变革,而人本文学主张则是周作人提出的,它是对胡适白话文学观念的补正,似乎人的文学主张与胡适无关或关系不大。

  所以,对胡适文学思想的研究,至今仍停留于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观念,罕见对其白话文学主张与人本文学思想的关系及其人本文学观的概念内涵与独特价值,给予深入的探讨与评述。造成这种研究的缺憾不外乎几种缘由:胡适对其白话文学主张的阐释,过度强调了文体语体改革的首要性和重要性,确实说过“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文学革命的唯一宗旨或根本方针,甚至还说只为中国创造白话文学;而且在文学革命实践上将语言的改革、文体的改革设定为第一步,并亲自领导用白话写诗的实验。

  这些偏至的话语与行为,不能不使人们认定胡适的文学观念就是只重视语体文体变革的白话主张,这应算主观原因。从客观上寻找原由,一是胡适提倡文学革命的白话文学主张既突出文学形式的变革又指明文学内容的革命,然而文学革命先驱们的讨论或实验却只关注语言形式或文学体裁的变革,而对文学内容革命则没有提出异议;即使那些对文学革命持异见与反对态度的文人,也主要把矛头对准其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与实验。

  一、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文学思想,它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总的理论纲领与实验方略;所营造的白话文体既不是文类文体又不是主体文体乃是“时代文体”,与之相联系要建设的人本文学当然也是一代文学的内涵特质。所以,胡适提出的人本文学主张不是与其白话文学整体观并置的,更不是要取代它的,而是属于其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观中的文学内容革命方面的子文学观。若把白话文学主张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系统,那文体大解放是个子系统,而人本文学观也是个子系统,两者紧密地有机地胶合为一体方能在实践中产生巨大的功能。

  从实验效果来看,文学革命进程中没有完全撇开文学内涵的语体文体的大解放,亦没有抛开文学形式的语体文体变革的文学内容的更新,否则就创造不出物化的审美文本。不过也要看到,胡适把文学革命的形式与内容分开论述,并分为两步实验,这固然表明他认识到形式与内容这对理论范畴的关系中形式有相对独立性;但是,他却忽略了形式与内容是绝对不可分不能离的,这不免使其陷于机械论的误区,好在白话文学观的实验结果为其弥补了理论缺陷。二如果说胡适倡导的以易卜生戏剧文学为参照系的人本文学观,可视为其整体的系统的白话文学思想的子文学观;那么晚于胡适6个月周作人亮出的“人的文学”理念,并未涉及五四文学革命的文体语体问题,而是着重于新文学内涵的变革,要求极力鼓荡以个人主义为世间本位的人道主义。

  它与胡适的人本文学观相比照,有其独到的功能特点:一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的立论与阐述是自成系统的,它是把借鉴的域外的人本主义思想纳入自己的“人的文学”构想,直截了当地陈述出来,易于人们的理解和接受;不像胡适的人本文学观是通过研究评述易卜生的戏剧及其个性主义思想而折射出来的,其实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人主义意识也是通过译介西方个人主义思潮而呈示出来的,都不是直接地诉诸读者,这易于造成一种误解:似乎人本主义思想及其人的文学观不是研究者或译介者的乃是原创者的,所以对胡适现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或接受,从“五四”至今往往忽略了《易卜生主义》这篇极为重要的文论。

  二、是周作人明确提出“人的文学”定义,即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而他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种个人主义人间本位主义较为辩证地说清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他以“森林”与“树木”为喻,生动形象地揭示出“个人”与“群体”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统一关系。他的这一认识比之胡适、鲁迅对“个人”与“众数”关系的认识,进了一步;不过只承认“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性而忽视两者的矛盾性,也未达到真正辩证的认识高度。

  三、一代文学革命先驱的人本文学思想虽然有些差异,但是它们却形成了趋同的现代化的文化生态,即“尊重个人的自主性,承认个体的独立价值,允许个性的充分合理发展;重视个人的创新能力,发挥个人的生命潜能,倡导个人建设自我的合理的新颖的知识结构;突出文化精神上的进取意识,提高个人的理性自觉,为个人独立自主活动增强内力;加大文化领域的开放力度,使个人的视野在多元文化样态的交流中得到更新与扩大”。这种良性的文化生态只为先驱们人本文学观的构成提供了客观条件,至于人本文学观能否建成以及建成有何思想功能特点的人本文学观,则取决于文学革命先驱主体能否选取、借鉴、运用国外或国内的文化思想资源。

  没有国内外文化或文学思想资源的汲取,是构建不成人本文学观的。尽管人本文学观带有元话语性质,然而它却不是先驱们的“独创”,而是根据文学革命的实况与需要,汲取并整合中外文化思想资料的精神创构的。且不论胡适的人本文学观直接借鉴了易卜生的人本文学观和杜威的“真的个人主义”思想;

  就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来说,几乎全部借鉴的域外的人学文化资源,既有西方的进化论的自然人性观又有英国18世纪的“灵肉一致”的人性论,既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又有日本新村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由此整合的既利己又利人的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人道主义与灵肉一致人性论的“人的文学”观,对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学却采取了偏激态度:一是说中国人“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意思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人的文化而是非人的文化,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误读还是否定?至少是态度过于偏激,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难以生发出“人的文学”;

  二是认定“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因此,他把《封神传》《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七侠五义》《三笑姻缘》等统统视为“非人文学”,予以排斥,尽管其中有的文本中不乏非人的思想因素,然而如此不作具体分析的否定,也是过于偏激了。

  即使周作人这样偏激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也没有极端地反传统,他既承认墨子的“兼爱”思想又肯定“《红楼梦》要算最好”的人的文学。这也表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并非完全西化的,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学有一丝血脉。如果上述观点出自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或国粹派之口,那是不足为奇的,它恰好来自当下一位教授的演讲,这就令人感到有点“奇”。

  只要对五四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左翼文化与革命文学运动以及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进行点严肃扎实的研究,就不会轻率地作出这样的偏激而武断的分析,也不会将现代婚姻出现的所谓“道德问题”完全归罪于对欧美文学的译介,更不会把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美化为“忠贞和责任而高质量”的。这里不必举很多例证说明,仅以胡适来说,他具有学贯古今中西的知识结构与价值视野,尤其崇尚美国文化和文学,然而他通过翻译欧美文学所形成的文学观、婚姻观和爱情观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对老祖宗创造的文化或文学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传承,甚至其自身所坚守的婚姻还是改良式的“父母之命”的婚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首举义旗者和领袖者之一的胡适尚且如此,至于那些新文化新文学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对于中外文化与文学的态度如何,就不必多论了。

  诚然,当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发现再评价极其必要,但是再发现再评价也要坚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除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对于“引进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也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范畴,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在文化或文学上总是向后看,“厚古薄今”或“以古非今”也是难以创新、跟上时代潮流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 篇4

  大家都知道,胡适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而我要说:“绝不能在一个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里争取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真正富裕强大的国家不是一群极端自私的人建造起来的!”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生产力水平很落后,这个时候去争取公民个人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要争取部分的自由,必须首先争取整体的自由!当年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了一点点自由,但西方列强还在不断干涉我国内政,我国还没有完全的自由。到1978年以后,中国终于自由了,所以才慢慢转到“争取公民个人的自由”的方向上来。

  可是,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我们仍感觉到我们还没有完全争取到个人的自由,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落后的生产力正在高速的提升过程之中,不可能顾及到每个人的自由,在加上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思想根深蒂固,对我们的民主自由过程产生了强烈的阻碍作用。

  就拿美国来说,美国现在的民主自由程度也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几十年前,美国的社会还是白人和黑人对立的社会。美国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才达到现在的民主程度,况且从来没受过封建制度的影响。然而,我们的国家才成立了60年啊,同胞们,体谅一下我们的国家吧!我们的国家不容易啊,看看现在的印度,整天在克什米尔打打闹闹,国内经常有恐怖袭击,还有教派冲突,再看看巴西、俄罗斯,有哪个像中国这样稳定而且迅速发展的?没有。

  个人认为,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思想的洗礼(五四运动只算是一种接触,不算是一种洗礼),却接受了大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造成中国右派出现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真正感受过资本主义社会,却要在社会主义前提下做着资本主义的行为,中国人要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是现在中国人信仰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

  胡适的这句话不应该对中国说,而应该对当时的西方列强说更合适。当时的西方列强无视他们国家公民的权利,不断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压榨发展中国家,试问这样的国家也算得上是“自由平等”的国家吗?

  同胞们,再给中国30年的时间吧!1949年我们解放了,30年后我们开放了,现在我们发展了,再过30年我们就自由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论文】相关文章:

明清时期景德镇都帮伦理思想探析论文08-07

浅析论周敦颐的教育伦理思想的论文10-21

我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启示的论文07-28

我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启示论文07-29

老子与王弼伦理思想比较论文07-23

浅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思想论文06-17

生态伦理思想三个层次辨析的论文07-29

试论西方伦理学中的民生伦理思想论文07-28

新时期营销管理创新论文06-25

新时期网络财务软件的要素论文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