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日本养老保障制度中的女性利益

时间:2017-07-13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论文关键字:女性利益 性别利益 家庭利益 利益

  论文摘要:日本养老保津制度的建构以及改革都充分考虑了女性利益,以女性利益为基点,实现了家庭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互补与互动,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社会保障制度是镶嵌于社会基础上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必须考虑即定的文化背景的约束。中国的改革不仅应该考虑孺家的家庭文化约束,而且应当发扬中国人的家庭观,使家庭保律与社会保律得以和谐并存与发展。

    一、日本养老保障制度构建以及改革中的女性利益

      日本是继欧美之后第12个实现国民皆年金的国家,日本养老制度除了覆盖面广、待遇较高等特征外,还充分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背景特性及其约束,在制度构建以及改革过程中都充分考虑女性利益。

    1.日本养老保障制度构建中的女性利益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包括国民年金以及厚生年金和各种年金基金三部分,在不同的年金中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女性利益。

    第一,国民年金的保险人是政府,被保险人包括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农民、个体经营者、厚生年金以及共计年金的成员;20岁以上60岁以下厚生年金以及共计年金的成员的配偶;60岁以上不满65岁的日本国内无固定居所的老年或享受其他老年退休年金者。第一种被保险人每月缴费,而第二、第三种人不单独交纳保费,而是由其参加的各种年金提取应当交付发基础年金部分,特殊困难者可以免缴保险费。其给付包括老年基础年金、残疾人基础年金、遗属基础年金、寡妇年金及老年福利年金等。

    第二,厚生年金保险是以稳定在职及其家属生活为目的而设立的年金,保险人是政府和厚生年金基金。被保险人是适合参加该保险条件的企业职工,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各自负担50%,保险金的给付金额与物价连动,日本85%的就业被厚生年金覆盖,剩余的巧%的就业者参加共计年金。国家在各项养老保险中的支付都承担了相当的份额。如对于非受雇者的国民年金保险,国家补贴实际开支额的33%,对于国营企业、私立学校、渔业团体的年金保险,国家每年补贴实际开支的15.8%至18%,对私营厚生年金保险,国家每年补贴实际开支的20%。

    第三,养老保障除了钱财分配外,还应当考虑具体的实际服务工作以及养老的责任问题。无法否认的现实是:老龄化对女性的影响不同于男性,具体表现在:60岁以上的女人在数目上超过男人,寡妇比鳃夫更可能单独生活,女性比男性更多的承担照顾责任,日本实行对于老年,尤其是老年妇女的赡养的偏袒式改革政策。不仅曾经实行70岁(瘫痪老人65岁)以上就医的制度,而且还于2000年4月实行护理保险制度,通过社会保险共同支持老年人护理所需的设施和服务,还为老年人培养家庭护理员,实现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良性互动。

    由此可见,在日本,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的养老通过高龄人群免费医疗和家庭护理制度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日本年金制度的一大特点是不以个人而以家庭为投保的计算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中的家庭文化,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没有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而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和巩固。家庭主妇的国民年金的保险金不由其本人支付,而是由其丈夫和丈夫所在的单位支付,还同时享受一定的减免待遇。相对之下,日本家庭主妇无须缴费就可以得到基本的国民年金保障,而在美国,没有独立工作和保险的配偶享受老年福利的50%,在德国,这些人没有任何保障,可以说,日本家庭主妇的社会保障程度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较高。但是,这种保障是建立在婚姻关系维系的状况之下,如果与丈夫离婚,没有收人的家庭主妇马上沦落为没有年金保险的人群,与此同时,日本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而言,它的离婚率较低。可以说,“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模式以及日本劳动力的终身年功制度是其早期制度设计的前提,通过养老保障制度设计补偿女性作为家务劳动者以及孩子照顾者的贡献,女性利益得到了充分的考虑,实现了稳定家庭的微观功能,也实现了稳定社会的宏观功能。

    2.日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中的女性利益

    随着日本女性就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增长滞缓等问题的出现,上述养老金制度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女性大量的进人劳动力市场,整体失业率攀升,劳动力的流动更加频繁,日本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对以牺牲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利益为代价的原有社会保障制度做着“沉默的革命”,她们拒绝结婚和生育小孩。1995年,日本的生育率降到1.42%的最低点,因为育龄妇女拒绝结婚或者推迟结婚,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对婚姻存在着清醒的认识,她们要么独身,要么推迟结婚时间。与此同时,日本的老龄化速度也出奇的高,越来越多的老人不仅意味着的大量支出,而且意味着老年人的照料和医疗等等事务的剧增。

    1980年日本政府的首要重任就是削减财政赤字,而减少社会保障开支是削减财政支出的首相任务。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所谓的三大原则把责任从政府转移到个人:增加杂沓苦(家庭照顾),进而削减政府照顾、提高缴费、私有化;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大力宣传而且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励女性(尤其是妻子或者女儿)回到家庭承担照顾职责。

    首先,如1979年日本政府出台政策,免除同父母居住的子女的所得税。该政策旨在鼓励子女同父母居住以便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及时提供照顾。而且,从1984年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改革,比如减少兼职工作收人的税收,以及那些妻子没有工作而且年薪低于1030000日元的工作者的税收。这些政策不仅奖励了那些妻子留守家庭照顾家庭而丈夫挣钱养家的模式,并惩罚了未婚者以及双收人家庭模式,而且鼓励夫妇在家庭不需要太多照顾时加人灵活就业群体。1985年,有薪酬的夫妇任何一方可以以个人的名义要求国民养老金,这个制度下的所有工作者共同承担他们的配偶的养老金。这一制度也有利于那些工作者的配偶而相应的惩罚了未婚者以及双收人者,这就实现了鼓励妇女回家照顾家庭的目的。

    可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伴随着“日本家庭”的重建,即家庭而不是政府承担从公共部门转移的照顾责任。其本质是,‘旧本家庭”的重建强调了劳动的性别分工,女性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如随着老龄化的发展逐渐增多的老年人的照顾)。通过一系列协调统一的配合重建“日本家庭”的社会政策,强调劳动的性别分工,日本政府即削减了社会保障开支,又保证没有严重损害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福利。而女性利益的考虑作为一个基点,解决了女性的就业与家务矛盾,也解决了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利益,以及家庭的利益,最终解决的是国家的利益以及社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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