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回归与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再定位

时间:2017-07-15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论文关键词:农村;孝道回归;家庭养老保障

  论文摘要: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孝道在经历了功能错位、缺位后逐步回归到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本位。国家相关养老保障政策的实施,农村孝道的阶层化现象,于女分担的养老模式以及老人自我养老意识的强化等,都推动了农村孝道的回归。本文旨在以孝道养老功能的回归为出发点,探讨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再定位问题,指出家庭养老保障必然是我国农村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养老方式。

    一、孝道与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研究概述

    在中国农村,几千年来都有着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并且通过家庭养老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基本行为规范,自从1949年以来,农村的孝道观念在遭遇了功能错位、缺位之后,开始逐步回归到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本位。学界对孝道与农村家庭养老的关注较多,但只是探究农村孝道衰落的根源和对策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郭于华、阎云翔、陈柏峰、贺雪峰和聂洪辉等人的论述。郭于华(2001 )通过对河北省农村养老的调查,强调指出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是遵循付出与报偿相衡的公平逻辑。正是上下两代对孝道理解出现差异,亲子之间付出与回报的均衡交换关系被打破,农村的孝道就崩解了。阎云翔(2006)在对黑龙江省下呷村的调查基础上宣称,农村孝道的衰落是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无效的法律、公众舆论失去约束力等原因所致。对皖北李好村进行实地调查后,陈柏峰(2007)指出,孝道衰落是农民生活价值的外在体现,孝道衰落是家庭关系日益理性化,农民价值世界倒塌所致。贺雪峰(2008)则认为,在农村孝道衰落的背景下,代际间关系重新平衡应建立在代际交换减少、期望值下降和情感减少等基础之上。聂洪辉和揭新华(2009)的观点是,信仰和价值观的倒塌是孝道衰落的催化剂,法律只能保底的两难困境成为“无效的法律”的尴尬,最终使传统的孝道失去作用并衰落下去。由此可见,学界大多持有这样的观点:农村孝道观念正在衰落,其对农村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逐步削弱。笔者则以孝道养老功能的回归为出发点,探讨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再定位问题,以期对促进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发展,加强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思考。

    二、农村家庭养老保障中的孝道回归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孝道文化在农村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在广大的农村,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弘扬传统孝道精神,人们的家庭生活依然遵循着传统孝道。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中期,由于政治生活中“左”的错误对农村孝道的不良影响,以及所有制的改变对家庭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青年人对孝的践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现象。1966-1976年的10年浩劫让人们磨灭了“孝”字,中断了孝文化的传承,以致于人们对孝道襟若寒蝉,谈孝色变,孝道的合理性和继承性被完全否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利益原则渐次成为主导农民行为的标准,农村社会出现了家庭利益关系的倒置现象。青年人多以自身利益为重,代际之间利益和情感分离,孝道伦理逐渐淡化。随着农村家庭模式的现代性转变,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变为青年夫妻之间的爱情和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这种家庭生活方式给了年轻一代极大的自由和幸福,但却造成了老人晚年的孤苦和寂寥。现代孝道所要求的对老人的“敬”这种精神慰藉功能很难实现。到了90年代以后,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在农村进一步衰微,孝道观念更为淡漠,农村老人的生活处境更为艰难。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孝道传统在中国农村一度出现了危机。

    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农民价值世界的倒塌,他们日益关注的只是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农村的孝道正在日益衰落。如果照此推论的话,1949年以来,孝道的地位在农村一步步衰落,时至今日,农村社会几无孝道可言,但这并不符合广大农村社会的现实情况。诚然,孝道沦丧的情况在2000年之前比较严重,但自2000年以后,那将只会是少数情况。“农村旧貌换新颜”已然不再是一句政治口号。进入21世纪,国家意识到在道德生活领域,不能选择“国退民进”的方略,让农村的“市民社会”在道德滑坡中生长,必须要适时、积极地进行引导和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又一次深刻地影响了农村。农村养老迫切需要国家、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的汇聚和高度关注。近年来,由于国家相关养老保障政策的实施,农村孝道的阶层化,子女分担的养老模式以及老人自我养老意识的强化,都大大促进了农村孝道的回归,促使农村孝道最终向着社会主义新孝道伦理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新孝道伦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即“奉养”,二是让父母在精神上能够得到慰藉,即“诚敬”,两者缺一不可。
   (一)国家推行的相关养老保障政策与农村家庭养老保障

    在我国二元化经济的现实情况下,农村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因此,由政府出面把社会保障和社会发展与家庭养老结合起来,尤其是逐渐扩大政府的财政责任,将有助于孝道的回归,有利于家庭养老的继续发展。“保护耕地、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最基本、最有效的社会保障。 2009年9月,在农村开展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到每月55元的国家普惠式养老金,“新农保”还规定,参保人从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下月开始,根据养老保险缴费金额大小、缴费年限长短确定养老金领取标准。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青年的负担,解决了老人的养老问题。“新农保”试点覆盖面仅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2020年之前才能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加之现在我国已提前进入“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当一个国家迈入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之后,经济保障、服务照料和精神慰藉就从个人和家庭的需求转化为社会的需求,老年人的需求更应得到关注。为营造一个和谐的老龄社会,在社会政策方面要建设一个“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社会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养老的任务,孝道的养老功能日益突出。所以,国家在推广“新农保”政策的同时,大力弘扬孝道文化,并建立一定的法律作为保障,同时对贫困的养老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这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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