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工具理性内涵

时间:2017-07-18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论文关键词:体育学 竞技体育 工具理性

  论文摘要:工具理性是西方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使竞技体育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韦伯。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是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滑坡等”。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的结果表现出来。

  1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它不仅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奥林匹克宪法章程》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4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砰另一方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目的的发展中,当代竟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根据各自的利益投人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这也正如马克思}s}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 “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人的时候,这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如权力、、科技、、等空间。这些价值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人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 “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论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工具理性内涵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