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亚当斯密的两种价值理论和古典资本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积累是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资本增加国民财富的作用却只能通过劳动要素迂回体现。“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人”。显然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不是独立的生产要素，并不具备和劳动要素等同的生产力性质。这个基本判断贯彻到资本利润的来源上，亚当·斯密指出利润是在财产私有权的基础上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
可见，在亚当·斯密眼里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利润是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的扣除。没有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如何能够参与价值的分配?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利润之间的矛盾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扎了根，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察觉，更没有在理论上做出适当的解释。然而这个矛盾却和劳动价值论一并被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下来，李嘉图没能成功地解决它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而在逻辑上解决了这个矛盾的《资本论》成就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然他的目的和一心想增加国家财富的亚当·斯密相去甚远。
2.李嘉图学派坚持劳动价值论，却走向解体
李嘉图在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上坚持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而反对效用价值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的尺度……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在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决定这一商品交换另一商品时所应付出的数量的尺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相对劳动量”。
然而在商品价值决定上，他却又引人了资本一般利润率因素。在投入100个劳动生产的谷物和机器的价值决定中，他举例道:“假定每年要为每个劳动者的劳动付出五十镑，也就是要用资本五千镑，利润为百分之十，那么每架机器的价值和谷物的价值在第一年末便同样是五千五百镑”。一般利润率规律的运用必须以资本具有参与分配的资格为前提，但是李嘉图却没有详细论证这个前提。他对此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从而具有参与分配的权利，“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与投在它们生产上的劳动成比例;这里所谓劳动不仅是指投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且也包括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因此和劳动力得到工资一样，资本也应当得到利润。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受到了来自反对者的攻击:第一，关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和资本得到一般利润之间的矛盾。当时资本主义的现实是利润率的一般化倾向，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那么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产业部门投人相同的资本推动的劳动数量是不同的，此时按照劳动价值论，两个产业部门的总价值应当是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由于推动的劳动数量多因而价值大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然而，根据一般利润率规律此时两个部门的价值却是相等的。李嘉图也认识到了这个矛盾，他的解释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的商品价值对劳动价值论的偏离是例外。他说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对商品相对价格的最大影响不能超过6%-7%。因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又被后人戏称为93%的劳动价值论。第二，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是公平的。既然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商品也是根据其中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的，那么资本家得到利润和地主得到地租在来源上就缺乏合理性。例如当时的反对者托伦斯和贝利就声称商品(或大部分商品)的价值是由用在商品上的资本而不是劳动决定的，利润并非来自于生产领域，而是来自于流通领域的贱买贵卖[。面对反对派的攻击，李嘉图的支持者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试图通过扩大劳动的范围为李嘉图劳动价值论进行辩论，最终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例如詹姆斯·穆勒不仅继承李嘉图资本是积累的劳动的概念，而且直接表明资本利润是对资本家积累劳动的报酬，试图通过把资本纳人到劳动范畴中扩大劳动范畴解决矛盾。而麦克库洛赫甚至提出凡是能引起合乎人的愿望的结果的操作都是劳动，不管进行这种操作的是人，还是牲畜或自然力。
从包括资本的劳动到包括动物、机器和自然力的劳动，李嘉图的追随者对劳动价值论的坚守仅仅是形式上的，在本质上扩大劳动范畴的同时却背离了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李嘉图本人在晚期也表达了放弃劳动价值论的意思。他在182年6月13日写给麦克库洛赫的信中写道，“我有时认为，我要是把我的书中有关价值的一章重新写过的话，我就会承认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两个原因而不是由一个原因决定的，也就是由有关商品生产所需的相对劳动量以及其送上市场以前资本积压时期的利润率两个原因决定的”。如果李嘉图真这样做了，那么他就彻底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而走向要素价值论，但是他最终没有走出这一步，在182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他坚持了劳动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