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的非物质劳动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困境

时间:2017-07-28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论文关健词:哈特 非物质劳动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 传统断裂

  论文摘要:正是非物质劳动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之间的双重断裂,并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人类解放的理想不能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条件建立积极联系的理论困境。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的理论意义体现于两方面:它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为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它恢复了劳动的价值创造之核心以及交往合作之源泉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的政治实践指明了方向,为革命主体锻造及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论证。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一书的出版,在西方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他们创立的非物质劳动论,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困境的超越,在一定程度上使左派摆脱了政治迷茫,在斗争低迷的当今世界重又唤起了革命希望。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自中世纪以来,曾顺次出现了分别以农业和原材料的开垦业、工业和耐用品的生产以及服务业和信息业占据着经济主导地位的三种不同的经济范式。与之相对应,也顺次出现过三种从事各个主导产业的处于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分别存在三种劳动“霸权”,即农业劳动霸权、工业劳动霸权和非物质性劳动霸权。当前正经历着的是从第二种经济范式到第三种经济范式转换的经济的后现代化或信息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生产服务与信息的非物质劳动取代工业生产而获得霸权。

    他们所谓的在当代处于霸权地位的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的劳动。”哈特和奈格里之所以引用这一新概念,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称谓如服务业、智力劳动及认知劳动都指向非物质性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全体。”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不应仅指编程、技术发明和产品设计等智力劳动,而且还包括服务经济中的情感和交往活动。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将非物质劳动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融合在大工业和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活动,是一种混杂有物质劳动的非物质劳动,包括程序设计、标准制定、技术支持等活动:第二类是带有创造性和符号性任务(如生产思想、规范、语言、形象等)的非物质劳动,它包括广告业、影视业、出版业和网络业等,它所生产的不是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而是直接生产意义本身;第三类是涉及到情感的生产和控制的非物质劳动,是从事情感经济或服务业,如法律援助、服务、教育等的劳动,是一种需要人际交往的劳动。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正是这三种劳动使服务部门处于信息经济的顶端,并进而成为全球化的后现代化的动力。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有别于其他劳动形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合作内在于劳动本身。劳动力增值的可能性是由其合作性力量提供的,传统的被视作“可变资本”的劳动的合作需要资本这一“他者”来对其进行激发和凝聚。与之相反,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本身,“非物质劳动直接涉及到社会的互动与合作。换而言之,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不是由外界强加或组织;毋宁说,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非物质劳动与合作互为前提和结果。尽管为了能够提供价值,作为非物质劳动之生产工具的大脑和身体仍需要“他者”,但是,这一“他者”已不再是像曾经的资本及其协调生产的能力那样的支配“他者”。

    具有如此特性的非物质劳动的出现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其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当代经济领域,尽管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数与其他经济部门的从业人数相比,并不占多数,其价值产出的百分比也要少于其他生产部门,并且不均衡地主要分布于那些主导国家,但在以下两个方面非物质劳动展示了其威力。
   首先,非物质劳动的霸权转化了其他劳动方式并使它们日益向其趋同。正像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与其他的劳动霸权一样,非物质劳动“这一霸权形态犹如一个漩涡,逐渐地使其他的形态也获得了它的中心性质。霸权形态不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是表现在它能对其他的形态施加影响使之改变。”非物质劳动的转化能力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在工业方面,通过将通讯技术整合到现有工业生产过程中,实现了工业生产的信息化,将有着稳定的长期雇用关系的福特制的工业生产转化为以灵活性、流动性和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为特征的后福特制的工业生产;在农业方面,通过作为非物质劳动之产品的信息技术对农业的渗透,使其也实现了信息化,新的技能和技术使得农业生产由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向专门化、小规模的生产方式转变。

    其次,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出现在全球范围内对劳动进行了重新分工。从全球的视角看,后现代化和信息化的不均衡发展,使全球经济产生了等次划分。随着主导国家经济的工业生产的没落及其向信息化和服务业的转化,它们将相对低效值工业生产输送到了从属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生产从属于不同的工业阶段,而不过是同一阶段的不同生产等级而已。

    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出现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自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传统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的双重断裂。

    卢卡奇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结合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提出了他自己的物化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商品关系不仅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物来反映并被物所遮蔽,而且还致使“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与人相对立”。因而生产领域非但不再包含革命的潜能和动力,发生于其中技术的革新和劳动方式的演进反倒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针对社会被普遍物化的现实,卢卡奇提出的救治方案是:在具备觉醒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对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的精确把握以及作为物质力量的革命实践三个条件下,回到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核心—“总体性”上去。至此,马克思主义传统就开始出现了技术与政治的断裂,理论热点就由对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和新的劳动形式革新的推崇转向对其进行批判,从而资本主义批判就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哲学批判,由此开启了试图从生产和劳动领域之外去寻找革命潜能和解放理想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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