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的共性与个性论文提纲
诗歌是一种构思精巧，语言精炼，结构严密的文学体裁，特别是传统的格律诗词，更是如此。诗人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广博的学识，深湛的艺术素养（包括诗旨，诗的兴、观、群、怨，诗的六义等），和开阔的胸襟，深厚的时代感情、才情、气质、智慧、意境、神韵等等在内的交相共济，才能创作出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效果，可以传世的好诗篇来。
如果把上面所讲的这些有关写诗应具备的条件和内容，在写诗的运作中与以划分一下诗的共性和个性的所属范围，那么才情、气质、神韵等，似应归属于个性范畴，其余的一切，就该是诗的共性了。共性是可以学而能的，但个性则是各具风格，各有不同的体念和内养。诗人在其诗词创作中，其个性与共性之间，浑然一体，并非是如同一一排列地分割开来，全在于诗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于才情、气质，也常为诗论家用指包括诗人的人品，当然也包括诗品，如《诗》的温柔敦厚之旨及“思无邪”等，体之于心而咏之于口。相应地也指诗歌的风格特色。由于诗人有着不同的个性气质，因而诗歌的风格也迥然各异，各具艺术个性。梁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篇中对诗作了详尽而又精辟的论述。后世许多诗论家，在各自的诗话、词话著作里更明显提出“诗类其为人”。明焦竑《雅娱阁集序》中有云：“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人而动魄，垂世而行远”。白居易与元九书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又说：“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律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这些都深刻说明了诗人个性的突出和重要。故李白的诗独具飘逸纵放的风格，而气势则波澜壮阔，奔腾直泻；杜甫诗沉郁雄浑，体势丰完。正如唐元稹所说：“杜子美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志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标，杂徐庾之纤丽，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如昌黎之诗，李长吉、白乐天、杜牧之、刘禹锡、王摩诘、司空曙……亦皆源于各自之情和性，发而为心声，“心声不同，亦如其面”，不可强为之同。法国诗人布封在《论风格》中说：“风格就是人本身”。这也是相与类似的说法。一般说来，高尚的人品与优秀的诗品是一致的，正如陈叶燮在其《原诗》篇中所说的“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澹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袁枚也说：“人心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都是言殊而理则一。故杜诗多沉郁，如七律《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又《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李白诗则多豪迈超逸，如《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李白的一篇传神之作，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凝炼概括，引人神往。前二句触景生情，“托物取喻”，后二句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发挥丰富的想象，用诗的特有语言，赞得祖国山河，何等壮丽。用“飞”字喻水流，凌空而下；用“直”字喻落下，以见地势陡险，写出异乎寻常的流速。“三千尺”形容其高，最后结写出疑是银河从九天之上落下，使人读之，别添意境，形想仿佛，又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的结构绵密，望断碧空，目送归帆，行人远去，长江自流，景物可画。令人深有离情莫遣之慨！但也有行不类其言的诗人，如元好问评潘岳诗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但这必竟是个别的言行不一，留刺千古，曲从一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