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孟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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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孟子论文

  孔子和孟子分处春秋战国时期,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大家一起看看下面关于孔子与孟子论文吧!

孔子与孟子论文

  孔子与孟子论文

  孔子与孟子的修辞观比较

  【摘要】孔子、孟子都善于言辞,但孟子对孔子的“辞巧”修辞观既有继承也有偏离。文中阐明由孔子的“辞巧”到孟子“善辩”的流变,比较两者同中有异的修辞手法,揭示造成两者差异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孔子 孟子 修辞 辞巧

  阐发其思想,并与战国中期的其他学派进行斗争。孟子运用修辞来实现有效表达,他对孔子的“辞巧”观也具有明显的继承性。但他们毕竟分属于两个时期,孟子与孔子相比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一、从孔子的“辞巧”到孟子的“善辩”

  1、孔子的“辞巧”修辞观

  (1)讲求文采

  孔子“辞巧”修辞观体现在他的言论中,孔子提出“情欲信,辞欲巧”指的是文章要有充实的内容,又要有华美的表现形式。孔子在形式上注重“辞巧”,但主张要将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他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人陈,非文辞不为功。”强调的是语言的技巧,文章的文采。

  (2)反对浮夸的“巧言”

  孔子主张“辞巧”,并不是一味地追求文辞的华美。他在提倡文采同时,坚决反对那种虚伪不实的巧言妄语。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言君子言辞得和顺美巧,不逆于理,与巧言令色者异也。”他还认为花言巧语足以败坏道德,花言巧语的人缺少仁德。

  2、孟子的“善辩”论

  孟子在语言表达上也注重“辞巧”。《孟子》中的散文,巧妙地运用问句、反问句、排比句等多种句式,增强了文章的气势,雄辩有力。

  孟子一生不断地在和人辩。不过,他却承认自己好辩,与人辩论是不得己的“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自认为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以接受孔子的传统自居。而当时,儒家礼乐学术遭到破坏,孟子自然要起来呐喊。

  二、孟子对孔子修辞手法的继承与背离

  孔子注重文采,语录体的《论语》呈现出简练、准确,又典雅、含蓄等特点;风格上,既富于深邃的哲理性,又有一定的文学情趣。而这种独特的风格又是通过多种多样的修辞方法表现出来的。孟子继承了孔子辞巧观,善用多种修辞手法,实现语言表达的目的。

  1、比喻

  孔子大量使用比喻,而且寓理于喻,孟子也继承了这一点。但相比之下,《论语》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内容严肃深刻,有哲理,说教性强。而《孟子》中的比喻虽然也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内容上迂回曲折,主张鲜明,论辩性强。

  (1)孔子的比喻

  孔子的比喻取材于现实生活,较多地体现出儒家的人生观、哲学观、道德价值观,带有浓厚的说教意味。

  例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子在这里把非正当手段得来的富贵比作虚无飘渺的“浮云”,表达了他重视儒家知识分子操守和人生价值追求。

  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斯”指的是前面的“川”,即河水。孔子把逝去的时光比作日夜不停的流水,表达了对光阴易逝的感叹,同时又蕴含着动静相对的哲理。这个比喻形象、生动、有深意,这句话因此而成为一句名言流传至今。

  又如:“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

  “”和“”是车辕前固定横木的木销,没有它就无法套住牲口,车自然也就无法行走了。孔子用比喻说明: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就好比车没有“”和“”一样,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这个比喻阐述了孔子的守信思想。

  (2)孟子的比喻

  孟子在喻体的选材上更为广泛,往往通过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表明自己的主张,论辩意味浓厚。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译注告子章句上》)

  孟子以水的流向不分东西为喻体,试图说明人性是不分善恶的。孟子是性善论者,他在以水设喻的同时,借力打力,抓住水的基本特性,显得更有论辩性。

  同为比喻,但孔子重在言教、说理;孟子更多的是言辩,用比喻说服他人。

  2、排比

  《论语》和《孟子》均为先秦儒家的经典文献,都使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具有可比性。总体上说,《论语》、《孟子》中都大量地使用排比手法,增强文章的表现力,这是两者在修辞上的共性。差别在于《孟子》的排比句要比《论语》的排比句使用得多。《论语》排比的意图是“辨惑”,《孟子》的排比的主要意图是“辩论”。

  如:“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用这个排比句向他的学生子路讲述了自己的志向。

  又如:“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这个排比句从做事、交友和学习三个方面为弟子们解说为人的处世准则。

  而孟子用的排比与孔子有很大不同,不仅仅从逻辑上说明道理,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文字通俗流畅,无生硬语,又喜欢使用层层迭迭的排比句式,这样就形成了《孟子》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富有气势。

  如:“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孟子连用了五个句子构成排比以蓄文势,下文又连用四个短句直接道出了齐宣王的“大欲”这个排比,宛若洪水开闸,势不可挡,使得齐王无法置辩。

  3、对偶

  对偶这种修辞手法是将结构相同、字数相等的两句组成对句,通过对比来说理。《论语》和《孟子》中的对偶句都比较多。

  (1)《论语》中的对偶又可以分为正对与反对两种。

  正对:两句性质相类似,所表现的思想内容相同或相近。如: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

  反对:两个对句的内容相反,形成鲜明的`对比,表达深刻的思想意义。如: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为政》)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这些对偶句,工整醒目,音韵和谐,语句凝练,对比鲜明,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2)《孟子》散文中的对偶句也有正对和反对。如: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上》)

  “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同上)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对偶在数量上使用得更多,对偶句使用了200多次。有的篇章甚至全篇都使用对偶句。孔子的表述却在一问一答间使用,更加自然,不露痕迹。

  4、设问和反问

  《论语》和《孟子》中都大量的使用设问和反问。《论语》是语录体,因而设问和反问主要集中在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对话中。而《孟子》中的设问和反问往往在一个篇章的某个段落当中,以“合奏”的效果达到论辩的目的。

  (1)孔子的设问和反问

  孔子运用设问和反问的手法,与他启发式教学的方式密切相关。设问是为了强调自己的看法或结论,先提出问题,然后再把自己的看法说出,自问自答。

  如: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

  此句孔子表明自己为人磊落,自问自答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文章中用设问手法引起读者的注意,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反问也叫反诘,是只问不答,其义自明。文章中适当地运用反问手法,可激发读者自己去体会文中的内在含义。

  如,《论语先进》记载子路向孔子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没有做正面回答,用反问激发子路自己去思考。恰当地运用反问比直接说出答案更鲜明有力,更富感情色彩,具有启发性。

  (2)孟子的设问和反问

  如:《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段: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以“利吾国”为话题,借机提出对“王道”的见解。先提出反问“何必曰利?”接着仿效梁惠王求“利”的话语模式,仿写了三个设问。“何以利吾国?”“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阐明先讲“利”后讲“义”的弊端,指明了王者“仁义”的重要性。最后,在结尾处反问“何必曰利?”照应上文。全段将反问与设问有机结合起来,多个设问又构成排比句,更具气势。

  三、孟子修辞观不同于孔子的原因

  1、社会历史原因

  孟子的修辞带有较重的辩论色彩,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战国时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各派对社会政治、学术问题纷纷发表自己的论点,“辩”成为时尚,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或其他政治主张。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时代风气下,要阐明儒学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就需要辩论。

  2、孟子个人原因

  孟子的修辞论辩意味浓离不开他的个人原因。他为人自傲自负,锋芒毕露,不似孔子那样深沉庄重。孟子内在精神上气概浩然,是其散文气势充沛的内在动因。另外,他思维敏捷、好辩且善辩。再加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文人自贵心理,而孟子又德才兼备,才华横溢,自然感觉自己有傲视人下的资本,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居高临下、言辞犀利。

  参考文献

  ①张春泉,《<论语>和<孟子>排比问的语用比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6)

  ②熊浩莉,《<孟子>词句类比喻论析》[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5(4)

  ③谭书旺,《从<孟子章句>看战国至东汉的语言发展》[J],古汉语研究,2001(2)

  ④罗宜军,《谈<论语>的修辞》[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4)

  ⑤池昌海,《孔子的修辞观》[J],《浙江大学学报》,2000(2)

  ⑥钱穆:《论语新解》[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

  ⑦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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