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论议视角下探析南北朝的三教融合问题论文
内容摘要：逮至北周， 帝王不仅重视释教， 并且提倡儒士兼通佛理。如周文帝“雅好谈论， 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 于第内讲说”;又命薛慎等儒士十二人“兼学佛义， 使内外俱通”.
关键词：佛教论议,南北朝,儒释道,三教融合
我想从佛教论议的视角略谈南北朝的三教融合问题。论议又作论义， 它由两人或多人参与， 通过论辩双方的往返问难以显扬正理。佛教论议， 在印度原为一种判决经典真伪、以种种异文句义解释佛说的学术辩论活动。
（1） 在东汉未年传入中土后成为讲经过程中重要的义项之一。
（2） 当然， 除了佛教论议， 在魏晋南北朝还有远承汉代之风的儒家论议。汉魏之际， 是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时代。随着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崩溃， 儒家学说开始失去了先前的崇高威望。自三国至于晋末， 儒教衰微， 但到了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之世， 儒教又走上振兴之路， 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 如臧焘、徐广、裴松之、何承天、周续之、雷次宗等。
（3） 这一时期的儒学论议不同于前朝， 其突出表现是， 一些儒家学者已接触佛教， 甚至如周续之、雷次宗同时又是南方佛教传播中心庐山慧远的弟子。周续之具有论议才能， 曾参与了庐山慧远组织的因果报应说的大辩论。作为儒家学者， 周续之的论议已开始渗入佛教论议的元素， 体现出佛、儒二道的融合特性。
这种佛、儒二道融合的情况也反映在儒家学者的注疏中。刘宋以来， 大乘佛教盛行。大乘佛典宣扬习学世间法观念， 即所谓“菩萨多有所学， 亦学俗法， 亦学道法”。
（4） 由此以济度众生为贵、独善其身为贱的思想影响到了僧人， 僧俗的修行实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僧人开始学习世俗之学， 熟悉各种世伎杂能， 并开始参入文学艺术活动， 诸如文笔、赞咏、歌舞、妓乐、戏笑、谈说---总之与世俗生活相联系的一切， 都在他们的关注范围之内。儒学自然也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 出现了佛教徒为儒家经典作注释和讲说的`现象：在注释方面， 释慧琳注《孝经》一卷、释僧智有《论语略解》等；而在讲说方面， 释法瑗讲《孝经》和《丧服》受到刺史王景文称誉。
（5） 这些佛教徒内通佛理， 外善群书， 富有辩才， 他们的讲说深刻影响到了儒家学者。如庐山慧远讲《丧服经》， 其俗家弟子雷次宗、宗炳等“执卷承旨”, 后来雷次宗深受启发， 别着《丧服经义疏》， 并因“首称雷氏”, 受到宗炳嘲笑。
（6） 可视为是佛、儒融合的典型例证。《隋书》卷三二《经籍一》经部“礼”类着录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一卷， 大盖即雷氏当年与宗炳共于慧远间“面受此义”之作。
与晋、宋相比， 齐、梁之世是中国佛教的重要转型时期， 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南齐建国之初， 儒教重新为统治者所重视， 出现“家寻孔教， 人诵儒书， 执卷欣欣”。
（7） 的局面。梁武帝同样尊崇儒术， 认为：“二汉登贤， 莫非经术， 服膺雅道， 名立行成。魏、晋浮荡， 儒教沦歇， 风节罔树， 抑此之由。”所以设置《五经》博士， “广开馆宇， 招内后进”, 儒教讲经活动盛况空前。
（8）值得关注的一点是， 此时的儒家讲经仪式已大量渗入佛教论议的元素。如梁大同年间， 儒士袁宪在策试前参与了国子博士周弘正的一次讲座论议， 此次论议属于儒士五经论辩， 但观其论议仪规已具备了佛教论议的特色， 比如开场有“授以麈尾”仪式；而论辩程序有“树义”“递起义端”“往复数番”等， 都是佛教论议中约定俗成的仪式法规。此外， 据《陈书》记载， 张讥曾参与过梁简文帝在东宫时组织的以《孝经》为题旨的论议活动， 其本传中记录此次论议程序有“发《孝经》题”“论议往复”等， 尤可见其佛教元素的影响。又， 《陈书》岑之敬本传中， 亦记录其“升讲座”, 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 梁武帝“亲自论难”, 可知这次论议由岑之敬任法师、朱异任都讲、武帝负责问难， 其论议的人员构成与佛教论议的职司设置如出一辙。
（1） 总之， 这些仕陈儒士在梁时参与的经学论议活动， 也是将佛教讲经论议之“立义”“开题”等项， 运用于儒经的讲说仪式。而佛教论议在论辩逻辑上也影响到儒家的讲经， 如史称梁武帝时儒家学者严植之的讲经， 呈现出“讲说有区段次第， 析理分明”的特色。
（2） 若结合其曾参与有关形神之辩的佛教论议活动并且熟悉大乘中观学说， 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严植之的这种区别义类的讲经逻辑， 正是齐梁之世佛教论书 （如《成实论》《阿毗昙》等） 盛行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梁武天监七年 （508） , 一些具有佛学修养的儒家学者参与了有关神灭论的佛教书面论议活动， 如贺玚、严植之、明山宾、陆琏， 他们皆为梁武帝于天监四年所置《五经》博士成员。
（3） 并以儒术显；其答难之文援引佛经、儒书， 交映并置， 阐发神不灭之名义， 批判神灭论者“既违释典， 复乖孔教”。
（4） 表明这些儒家学者对大乘佛教之中道观、二谛说及法华三乘之旨的熟悉。梁武天监年间儒士参与佛教书面的佛理论辩活动， 是体现南朝儒家文化与佛教教理融合的一个典型事例。
逮至陈代， 上层社会对玄理仍然喜爱， 但不同的是陈代文人的儒学修养已超乎前代， 出现许多儒道并存的专书注疏。对于佛教， 陈代帝王仍祖习梁武遗规， 寺院听讲成为上层文人生活的主要内容。
（5） 善谈玄理仍为此时佛学之特色， 儒士对佛教义学的研求使僧侣望尘莫及， 如马枢“六岁， 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 博极经史， 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
（6） 入陈后的张讥和周弘正也可为代表， 总体而言， 南朝陈时儒、释、道出现合流之趋势。
在北朝的讲座论议场合， 具有名士风貌、博通佛教经论与中土经史书籍也成为一种时尚， 仅述佛理而“不涉经史， 终为知音所轻”。
（7） 至东魏孝静帝在位期间， 北朝进入一好讲论之时代。
（8） 儒生积极参与佛教听讲活动， 如卢景裕“寓托僧寺， 讲听不已”;李同轨于永熙年参与僧徒讲经论议， 又于兴和中作为北朝使臣预席梁武帝的讲经法会， 并“论难久之”。
（9） 李同轨于佛教论议的程序制度极为熟悉， 从他身上可以看出， 北朝儒生之论议吸收南北佛教论议之要素已至为显明。
逮至北周， 帝王不仅重视释教， 并且提倡儒士兼通佛理。如周文帝“雅好谈论， 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 于第内讲说”;又命薛慎等儒士十二人“兼学佛义， 使内外俱通”。
（10） 由于周文帝的推动作用， 周世产生了许多由儒而入释的学者， 如苏绰好经术， 亦知佛法， “着《佛性论》、《七经论》， 并行于世”;卢光“博览群书， 精于《三礼》”, 又“性崇佛道， 至诚信敬”;儒士孙惠蔚， 正始中侍讲禁内， 夜论佛经， 有惬帝旨， 诏使加“惠”, 号惠蔚法师。
（1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重， 据史书记载， 沈重是北周武帝时由梁至北周的儒生， “学业该博， 为当世儒宗”, “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 无不通涉”, 曾于周武帝天和年间在紫极殿讲三教义， 这是一次由官方组织的儒生论议， 参与者有儒、释、道三教人员二千余人， 沈重“辞义优洽， 枢机明辩， 凡所解释， 咸为诸儒所推”。
（1） 是当时儒释道结合的典范。
在孝静帝在位期间， 南北使臣往还甚盛， 南北方进入和平时期。这段黄金时间盖始于天平四年 （537） 七月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谐聘梁， 至武定六年 （548） 九月萧梁遣使来聘。
（2） 孝静帝天平之岁， 正当梁武大同之际， “彼此俗阜时康， 贤才鼎盛”。
（3） 南北聘使往还频繁， 成为文化传播的津梁。梁武之世佛教义学的发展， 也正得益于梁与东魏通和所提供的安定的学术文化环境。
在南北朝末期， 道教徒和佛教徒在讲经论议中的互相交流和学习， 是促使三教融合不容忽视的力量。约编成于577年的《无上秘要》卷三十四《师资品》记太上之言， 其中就有对论议的强调。
（4） 而当时一些著名的佛典 （如《法华经》） 在道教中甚有影响， 故有“业该儒史”的道士参用佛典讲《庄》《老》的现象。
（5） 展现出道教徒对僧尼的推重礼敬。
（6） 当然也有僧人现身道教讲席， 听讲道经的情况。
（7） 以及僧人习研道经的记载：京弘福寺沙门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上记法琳尝游学关中， 系统研读过道典。
（8） 凡此种种， 皆是儒道释相融合的表现。
注释
1 《阿毘达磨顺正理论》卷四十四《辩业品》， 《大正新修大藏经》 （《大正藏》） ,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1924-1934年， 第29册， 第594页下。对印度佛教论议之名义及历史背景问题的讨论， 详见何剑平：《印度佛教的论议及其生成背景》 （待刊） .
2 白化文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2年， 第192-193页。
3 《宋书》卷五十五末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5册， 第1553页） , 史臣论及自黄初迄于刘宋儒教之展开情况。
4 《大智度论》卷八二《释大方便品》， 《大正藏》第25册， 第638页下。
5 《高僧传》卷八《齐京师灵根寺释法瑗传》， 汤用彤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 第313页；《宋书》卷八十五《王景文传》， 第8册， 第2178页。
6 《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 第221页。
7 梁萧子显在《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后 （北京：中华书局， 1972年， 第687页） , 论及南齐儒教初兴时之情景， 说：“江左儒门， 参差互出， 虽于时不绝， 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 宋氏以文章闲业， 服膺典艺， 斯风不纯， 二代以来， 为教衰矣。建元肇运， 戎警未夷， 天子少为诸生， 端拱以思儒业， 载戢干戈， 遽诏庠序。永明纂袭， 克隆均校， 王俭为辅， 长于经礼， 朝廷仰其风， 胄子观其则， 由是家寻孔教， 人诵儒书， 执卷欣欣， 此焉弥盛。”
8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 梁纪一·武帝天监三年， 北京：中华书局， 1956年， 第4545页。
9 参见《陈书》卷二十四《袁宪传》、卷三十三《儒林·张讥传》、卷三十四《岑之敬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2册， 第312、443-444、461-462页。
10 《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严植之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73年， 第3册， 第671页。
11 《南史》卷七十一《儒林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 第6册， 第1730页） :“至梁武创业， 深愍其弊， 天监四年， 乃诏开五馆， 建立国学， 总以《五经》教授， 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 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 给其饩禀， 其射策通明经者， 即除为吏， 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
12 《弘明集》卷十《五经博士贺玚答》， 《大正藏》， 第52册， 第66页下-67页上。
13 门人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大正藏》， 第50册， 第192页中-下） :“仪同沈君理， 请住瓦官开《法华》经题， 敕一日停朝事， 群公毕集。金紫光禄王固、侍中孔焕、尚书毛喜、仆射周弘正等， 朱轮动于路， 玉佩喧于席。俱服戒香， 同餐法味。”
14 《陈书》卷十九《马枢传》， 第2册， 第264页。
15 《北史》卷四十五《裴叔业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6册， 第1650页） 记裴叔宝之子裴粲：“性好释学， 亲升讲座， 虽持义未精， 而风韵可重。但不涉经史， 终为知音所轻。”
16 《北史》卷九十二《恩幸·和士开传》 （第10册， 第3043页） 载：“魏静帝尝夜与朝贤讲集， 命安看斗柄所指。”
17 《北史》卷三十《卢同传》， 第4册， 第1098-1099页；《魏书》卷八十四《儒林·李同轨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5册， 第1860页， 并见《北史》卷三十三《李义深传》， 第4册， 第1241页。
18 《周书》卷三十五《薛善传附薛慎》， 北京：中华书局， 1971年， 第3册， 第625页；《北史》卷三十六《薛辩传》， 第5册， 第1342-1343页。
19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卷四十五《儒林·卢光传》， 第2、3册， 第395、807页；《北史》卷八十一《儒林·孙惠蔚传》， 第9册， 第2717-2718页。
20 《北史》卷八十二《儒林下》， 第9册， 第2741-2742页。
21 东魏孝静帝在位期间， 南北聘使交游甚盛， 此可于《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北史》卷五《魏本纪第五》中见之。
22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八十一引《梁四公记》， 北京：中华书局， 1961年， 第2册， 第522页。
23 参见刘屹：《经典与历史---敦煌道经研究论集》第二章《〈升玄经〉篇》，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年， 第132页。
24 参见《续高僧传》卷九《隋荆州龙泉寺释罗云传》， 《大正藏》， 第50册， 第493页中。
25 参见法琳：《破邪论》卷一所引《升玄内教经》， 《大正藏》， 第52册， 第477页下；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五十五《破邪篇》“道教敬佛第五”, 《大正藏》， 第53册， 第705页下。
26 参见《隋京师大兴善道场释僧粲传》， 《大正藏》， 第50册， 第500页下。
27 《大正藏》， 第50册， 第198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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