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意识和汉语现代化问题的论文
中国语言建设在20世纪取得了突出成绩。总的结果是提高了语言使用效率。从作为中国通用语言“普通话”从属的汉语的发展情况来看，主要体现在语言共同化、简便化和规范化。语言共同化方面包括：口语向一个权威方言看齐，书面语向口语看齐。“普通话”和“白话文”就是这样的成果。文字方面包括：简化语素汉字，建立音素汉字和汉字电脑化。“简化字”、“汉语拼音”、“汉字编码”就是这样的成果。语言规范化方面包括：“异读词”语音，“异写词（异形词）”形体，汉语拼音“正词法”，“规范字”，“规范词”，“姓名用字”等已经和即将审定和制定的规范或者国家标准。
语言共同化是一个基础性的浩大工程。从20世纪末期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现代化，共同化的口语已经按照从来没有的速度朝普及的方向发展。书面语向口语看齐的方面，虽然比20世纪以前明显进步，但是现状使人担忧。因为书面语从文字形式到词语实体的应用都出现明显的复古思潮。有的本来是19世纪末期改革不彻底的延续，有的确实是人为误导的结果。这种复古思潮往往跟民族复兴或者热爱祖国传统文化搅混在一起。在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应该区分优秀传统和不良传统。
书面语脱离口语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中国的文言文脱离口语的局面持续了几千年,这就是不良传统。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持续比较久有关系,因为半分裂的封建社会没有实现语言共同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们应该吸收文言文记录的几千年的中国优秀文化，但是这不等于把文言文这种语言使用方式当作优秀文化吸收。
语言使用要注意这个问题。上海《语言文字周报》2002年12月18日发表了骆毅的文章，认为北京在引进的香港式样的双层巴士上用方言写的告示“不设找赎”很难理解，虽然有的车子上已经改成“恕不找零”，但是不如直接用普通话现成的说法：“不找零钱”。这种口语化的建议非常好！原来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代码来表达,关键是看哪个更加有效率。新闻稿件的一些作者说的是“这次会议”，写的是“此次会议”；说的是“所以呢”，写的是“故呢”；说的是“群众的意见”，写的是“群众之意见”。
有趣的是，我们按照正常情况使用普通话写稿件投给编辑部，但是有的编辑把正常的语言改成了不正常的语言。例如，把“从 1998年到2002年”中的“字从……到”改成不符合普通话标准的“自……至”。“美国和伊拉克战争”反而被认为不如“美伊战争”明确。这说明我们具有什么语言使用观念呢？
语文教学也应该正确处理文言文课文的教学。应该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以便直接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但是不能要求甚至错误引导学生用文言文写作。2001年，南京一个学生在高考作文中用文言文写作。怎么看呢？我们认为，即使水平优秀，也不能提倡，何况这违背了2000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法律关于中国通用语言是普通话的规定。可是，我们的评阅教师一致同意给这样的作文打满分。这说明我们具有什么语言教育观念呢？
任何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可是，我们有不少人仍然忽视语言的共性，过于强调汉语的个性，甚至强调在汉字书写方式掩盖下出现的假象，认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或者“语素”。这种“理论”甚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正如在中国脱离封建社会的时间相对于发达国家要短，封建思想相对来说更加有群众基础。一个最典型的表现是，小学语文课程和教材建设一直在从古代汉语流传下来的“字”的观念中转圈子，不能很好地适应发展了的现代汉语的新形势。特别是关于拼音教学，即使国家有关部门在1988年就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而且它在1996年已经成为国家标准，即使国家语言法律明确规定汉语拼音除了给汉字注音以外，还可以用来拼写汉语，用于汉字不能和不便使用的领域；但是小学语文教材一直不执行正词法，甚至把“一会儿”这个两个音节的词机械地错误地拼写成3个音节。本来对外汉语教学一直坚持把词作为汉语基本单位进行教学和编写教材。可是，最近有人不满，主张倒退，甚至说“词”是外来的概念，不适合汉语。这说明我们有什么语言结构观念呢？
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念，提高中国语言使用效率，促进中国语言健康发展。这是我们编著这种学术图书的重要原因。语言观念的改革首先要从学术领域开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层化发展，也需要有更多的有特色的学术交流刊物。这是我们编著这种学术图书的第二个原因。与语言密切相关的领域首先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其次是作为语言大背景的文化。所以我们把这本学术图书叫做《语言文学文化》。
在编著我们主编按照词排版的论文集《语言文学文化》[3]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大学研究生还是大学教师，即使是专门研究语言的，都对“词”的概念有程度不同的模糊认识。例如，他们往往把概念和词等同，因此认为“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个词，虽然他们知道英语的 “theunitedstatesofamerica”不能当作一个词书写。由于思维习惯的束缚，好像不能举一反三。相反，对于普通的词，不少人把一个词的成分又拆开了，例如“积极性”也分开成“积极”和“性”。他们可能知道“对不起”是一个词，但是不知道“越来越”要不要分开。有的现象看上去难，想一下容易。例如“不轨”肯定是“词”，“不科学”肯定是词组，但是“不科学性”为什么也是词呢？因为“-性”是词的'后缀，跟词根组“科学”构成名词“科学性”，但是“不”作为副词不能修饰名词，只能作为前缀“不-”首先附加在“科学”的前面。如果说成“不科学的性质”就是4个词的词组了。当然，有些中间状态的单位，允许先试用两种方式。例如，“总有”和“总有”都可以。英语等语言长期实行词式书写，也有这种中间状态，有时用短横线半连接。
导致这个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人缺乏普通话词意识,形成了夹杂文言词或者方言词的习惯，从而使表面相同的汉字掩盖下的不同事实被混淆起来，从而对词产生困惑。例如，“只见其物，不见其人”，不是成语，又不是普通话词语，必须按照古代汉语标准把词分开。如果说“只看到事物，看不到人”就好处理了。有的人把词缀用在一个短语的后面，也会导致处理的困难。例如，可以说“语言学”、“文字学”，但是“汉语言文字学”就有些麻烦了。如果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说成“语言基础和语言应用学”，就更加麻烦了。“汉语言文字学”其实叫“汉语学”或者“汉语语言学”就概括完整了。即使要强调汉字，也可以和应该说“汉语学及其文字学”或者“汉语语言学及其文字学”。这就涉及语言单位的原创行为中的语言观念了。
因此，我们不仅要细致研究汉语词和非词的区分原则，而且需要根据这些规则制定详细的词语表格，同时从小学语文教学开始，像英语或者对外汉语教学一样,一个一个词地进行“生词”教学，在词的学习中逐步掌握汉字，不能孤立地进行“生字”教学。否则，儿童自然习得的词意识会被“生字”教学全部冲淡，出现周有光先生说的“失词症”。
问题是，这些麻烦正是一些人的重要理由，他们用这样的理由反对汉语拼音正词法甚至否定汉语有“词”这个事实。我们要知道古代汉语在书写中句子也没有特定的标点符号进行区分，但是并不影响汉语的存在句子的事实，而且给阅读同样汉语材料的每个人增加不少麻烦。进步的改革肯定要遇到许多麻烦，并不影响我们推进改革。
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社会，语言信息处理不再只是传统的人工处理，而且有了更加高效率的机器处理。这就对汉语的词式书写有了强烈要求，不仅要求汉语拼音文本而且要求传统汉字文本采用词式书写。否则，计算机在处理汉语信息还要进行切分词的预先加工，很麻烦。如果写汉语的人能够遵守词式书写规则，那么读或者处理汉语的人就方便了。写的是一个人，读的可能是千万人。应该麻烦谁才能使成本最低呢？
最近小学要求学生背诵《三字经》。小朋友可不管那么多，读出了这样的笑话：“狗（苟）不教”，“读猪屎（诸史）”；“追（锥）刺屁（股）”，“屎（始）发奋”。他们是用标准的普通话语音读的，怎么读出来以后产生巨大的误解？因为这些词根本不是真正的普通话的词，光穿一件普通话的外衣不能成为普通话。
“狗不教”如果用衡山话读会跟“狗不叫”同音，但是衡山话根本不这样说。真正的衡山话“狗不教”说“狗不［kau55］”,“狗不叫”说“狗不［ya55］”,不可能同音。曾经有人笑有的方言“孩子”和“鞋子”同音,不能区分。其实这是用方言读普通话的词才出现的结果,并不说明方言本身有缺陷,因为这种方言可能根本没有“孩子”的词,可能用“细人”或者“芽子”、“妹子”等表示。
在长沙话里“爹爹”指“爷爷”，“爷爷（/爷）”指“爸爸”，虽然词指称的客观对象跟北京话的“爷爷”和“爹（爸爸）”相反，但是并不妨碍长沙话对客观对象的区分。长沙话也可以用“公公”和“爹爹”分别表示“爷爷”和“奶奶”。那么长沙话两个“爹爹”是否有矛盾冲突呢？从汉字看来当然冲突，但是从口语看来没有冲突,因为声音不同。表示“爷爷”的是“［tia33tia33］(爹爹)”,表示“爸爸”的是“［tie33tie33］(爹爹)”。这就是语言的系统性。
因此,没有跨系统的口语,只有脱离口语的跨系统的书面语。跨系统的书面语必然是不能还原成口语的的书面语。它太依赖视觉,忽视听觉,是“死”的书面语，因为听觉的口语是语言的基础。
现在我们的普通话水平测试（psc）也有这个问题，测试的可能根本不是普通话。有人提倡通过背诵古文学习普通话，当然有道理。但是,对于说方言的人,文言和普通话都是“外语”,而且是容易被不跟音素对应的汉字混淆系统界限的两种“外语”。因此,如果方法不恰当,恐怕只能学到普通话的皮毛,甚至会给普通话学习增加混乱。所以，我们的老师要告诉学生，学习《三字经》这样的古文，主要应该学习其中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比如怎样做人，学习它的语言组织技巧，但是不能机械地学习它的语言，甚至模仿它的语言进行写作。
因此,在使用普通话的时候,不要用文言的思维模式,不要太关注普通话已经结构复杂化的词的内部结构语素及其表现形式。例如，音节和字。我们要关注整个词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妻子(qīｚｉ)”,形式上不能被“子”误导,读成qīｚǐ,内容上不必管它是不是从古代“妻(妻子)”和“子(子女)”两个词复合形成的一个词。正如用户不需要会拆散和组装电视机,只需要会整体使用电视机。汉语教学和使用中,词和非词的认识和表现不明确,导致人人需要有一边阅读一边辨别词的能力,这正如混淆对用户和维修人员的要求。这当然会影响用户的消费效率和利益。汉语研究和教学要面向现代化,打破低效益的旧的思维模式,提高汉语用户的消费效率和利益。
汉语拼音文本的词式书写，是在汉字改革的浪潮中提出的。1892年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开始尝试，到现在有了111年的历史。传统汉字文本的词式书写，是在电脑语言信息处理中提出的。20世纪末期开始呼吁和实践，到现在只有不到20年的历史。
暨南大学周健教授告诉我们，他准备在出版他的一部新著作的时候，也采用词式书写，南昌大学陆丙甫教授告诉我们，他们准备召开一次关于词式书写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都是词式书写的喜讯！
我们非常感谢成都的《中文信息》，香港的《语文建设通讯》，长沙的《中南大学学报》等刊物先后敢于冲破旧的习惯力量，发表按照词的单位表现的词式书写论文。特别感谢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完整的使用汉字的汉语词式书写图书《语言理论》[2]。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均先生给彭泽润和李葆嘉主编的《语言理论》写序言鼓励汉字文本的汉语词式书写实践。这篇序言原稿也是按照词式书写方式写作的。
最后让我们记住王均教授针对词式书写在《语言理论》的序言中说的话：“肯定有人会反对，因为不习惯。我说不怕。”“新的进步事物总有一个逐渐适应和接受的过程。”让我们在汉语现代化的道路上，冲破种种反对现代化的阻力[1]，让汉语更加健康地发展，从而在世界汉语热潮中顺利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季荣臣.近代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浅论[n].北京：光明日报，2004-02-03.
[2]彭泽润，李葆嘉.语言理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3]彭泽润，王开扬.语言文学文化[c].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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