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国汉学家儒莲的戏曲翻译论文
在中外文化交流沟通的过程中，译作，尤其是文学译作，作为一种中间媒介，既承载了来源文化特有的元素，又包含了接受方对异文化的解读与选择。因此，分析和探讨译作及相关的翻译活动，有助于为纷繁复杂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理清头绪，对于更好地把握文化交流中的连贯性与内在脉络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19世纪时，由于汉学学科的建立，法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翻译作品，它们基本出自汉学家之手。其中，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在翻译方面成果卓著，在他为数众多的译作中，不仅有蒙学教材《三字经》、《千字文》，哲学宗教著述如《道德经》、《太上感应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地理类著作如《大唐西域记》，科技类作品如《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更有相当数量的戏曲小说作品。相比之下，其中《平山冷燕》、《玉娇梨》、《白蛇精记》等小说译作较为中国读者所了解，而对于他的戏曲翻译，人们则知之甚少。本文拟借助笔者对法文原始资料的梳理与发掘，尝试就儒莲初期的戏曲翻译活动及其源头进行一些探讨。
一
国内对儒莲的戏曲翻译的了解，一般多限于《灰阑记》、《赵氏孤儿》两种。不过据笔者查考，儒莲一生中至少曾先后译过以下九种戏曲作品：《灰阑记》(Hoe-lan-ki，l餳istoire du cercle decraie)、《赵氏孤儿》(Tchao-chi-kou-eul，ou l餺rphelin de la Chine)、《西厢记》(Si-siang-ki，oul餳istoire du pavillon d餺ccident)、《看钱奴》(Khan-tsien-nou，l餰sclave qui garde les richesses，ou L餉vare)、《货郎旦》(Ho-lang-tan，ou la chanteuse)、《合汗衫》(La Chemise confrontée)、《冯玉兰》(Pheng-iu-lan)、《窦娥冤》(Le Ressentiment de Teou-ngo)、《汉宫秋》(Le chagrin des Palaisdes Han)。《灰阑记》、《赵氏孤儿》两种在其生前即以单行本面世。《西厢记》译文片段于1833年刊载于《文学欧洲报》(l餎urope Littéraire，journal de la littérature nationale etétrangère)，①其余部分在儒莲身后经他人整理出版，含前16折。此外，据儒莲本人记载，《看钱奴》、《合汗衫》、《冯玉兰》、《窦娥冤》四种早在1832年已完成全稿翻译，②但仅《看钱奴》的剧情梗概及译文片段先刊载于约瑟夫·诺代(Joseph Naudet，1786-1878)1833年出版的译著《普劳图斯戏剧集》(Theatre de Plaute)注解中，后被儒莲弟子大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于1837年收入英 国 汉 学 家 德 庇 时 (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著 作 《中 国 人》(The Chinese：a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法译本的附录内，其他几种均未见发表。《汉宫秋》译稿似完成较晚，它迟至1867年方在儒莲一篇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进展的报告中被初次提及。③ 儒莲去世后，1894年，爱德华·斯派奇(Edouard Specht)将拍卖所得的儒莲部分手稿捐赠给图书馆时，还曾特地谈及其中的《汉宫秋》译稿，④但之后此作未见付梓，而手稿也不知所终。以上九种译作虽因种种原因未能悉数面世，但即便从数量和时间跨度着眼，也可窥见儒莲当年在戏曲翻译上用力之勤。仅就上述资料而言，他的戏曲翻译活动至少跨越了1832至1867年间的三十多年，如果考虑到儒莲1820年代方进入汉学界，1870年代初期即 已 辞 世，则 戏 曲 翻 译 在 其 学 术 生 涯 中 的 所 占 据 的 特 殊 地 位 显 然 不 言而喻。
事实上，在存留至今的大量儒莲亲笔书信中，也可看到若干与戏曲翻译相关的记载。例如，在笔者所见儒莲写给其同事、东方学家朱尔·莫勒(Jules Mohl，1800-1876)的信件中，至少就有两封直接谈及此事。其一写于1831年11月17日，信中说：“我冒昧地将我们昨天一起读过中文版的这第二个剧本⑤寄给你。如果它并未令福礼埃(Fauriel)先生不悦的话，我会抽空将同一集子里的剧本翻译出三十部来。”⑥“三十部”看似随口一说的玩笑话，其实不然。儒莲手稿中存留的一份清单表明，他很可能的确有过一个较为庞大的戏曲翻译计划。这份手稿中法文并用，剧名后多附有点评⑦
.剧目后的各种赞誉之词以及对剧目翻译状况的说明，都显示这份剧目清单很可能是其翻译计划中的部分备选剧目，而《单鞭夺槊》后明确标注的“待译”字样更清晰地点出这份清单与翻译构想的紧密关联。
另一封相关书信因邮戳模糊，无法确认具体日期，但根据前后信件，大致可判定写于1832年初。信中谈及他近日正在生病，而“雪上加霜的是，我还有两部分要修改(我那部中国正剧的最后两部分)”瑏灛姟Ｔ谡文结束之后，儒莲在附言中又补充道：“我从上周六以来在动手翻译一个非常有趣的剧本，等它到了能对阁下拿得出手的程度，我会给您看的。”瑏瑡
显然，写信的1831-1832年间儒莲正对戏曲翻译热情高涨，他兴致勃勃地与朋友分享他正在阅读的戏曲作品，并积极开展着翻译工作。从时间上看，第二封信中所说“中国正剧”当指出版于1832年的《灰阑记》译本。而儒莲不仅在病中也惦记着要将译本改定出版，手头同时还兴致高昂地翻着另一个“非常有趣的剧本”。不过，不久之后面世的《灰阑记》已是包含唱段与念白的全译本，可见写信之时，儒莲虽还忙于修改，但译作离“拿得出手”的阶段也已为时不远。考虑到1832年《灰阑记》译本序言中称《看钱奴》等四部译作已经完成，而1834年《赵氏孤儿》全译本也旋即问世，想必儒莲此时在戏曲翻译上已有相当积累，工作也进入较为熟练自如的阶段。显然，这已不是最初的尝试与探索期，其戏曲翻译活动的开端仍可向前追溯。
二
儒莲的戏曲翻译活动肇始于何时，此前似未见探讨。不过，据笔者所见的若干种材料看来，至少可以上溯到1829年。是年5月，有四名中国基督徒远渡重洋，来到巴黎遣使会总会学习，以备日后接受神职，回国传教。他们原定要在巴黎居住六七年，但由于“七月革命”爆发，法国政局动荡，最终于1830年11月被提前遣送回国。四人旅法期间，儒莲和他们有所接触，尤其与四人中受教育程度较高，拉丁文水平较好的李若瑟多有交流。瑏瑢 儒莲在著述中，曾几度提及与李若瑟的'交往，其中有两处与戏曲翻译有关，其一为1834年《赵氏孤儿》译本序言。在该序言的一条注释中，儒莲称：
我经常有机会去咨询1829年来巴黎的四个中国人中最机灵的一个，李若瑟先生。不过我从未在他那里得到过哪怕对一行诗句的解释。瑏瑣
在1867年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进展的报告瑏瑤炛校儒莲再度谈及1829年时与李若瑟的交往：1829年，有几个中国基督徒来到巴黎，儒莲先生和他们中一人建立了长久的联系。他名叫李若瑟，比他的同伴们受过更多的教育，而且能流利地说拉丁语。儒莲起先想和他一同阅读一个中国喜剧，但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不能读懂夹杂在对话中的那些唱段，并得知在他家乡，只有一两个读书人能理解中国诗歌。瑏瑥
从《赵氏孤儿》序言上下文可知，注释中所提及的“诗句”实为剧本中的唱段。而1867年报告中的文字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显然，儒莲戏曲翻译活动的开端至少不晚于李若瑟等人旅法时期，即1829年。
那么，儒莲戏曲翻译初期，即1829年乃至更早的时期，其译稿大致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笔者有幸在法兰西研究院的图书馆中发现了若干种儒莲戏曲译作的手稿，因而得以尝试对儒莲的翻译作进一步考察。目前存留的手稿包括《赵氏孤儿》、《西厢记》、《看钱奴》、《货郎旦》四种。《赵氏孤儿》译本为残稿。包含了从楔子开始，到第一折后半部分“奈灵公听信谗言，任屠贼横行独步”的译文。《西厢记》存有两个不同时期的译稿，均为残本。一份接近于1833年译文，为一至六折。另一份内容接近于1872-1880年刊印本的译文，仅包含第一折的一至四幕。《看钱奴》同样是两份译稿，页码完整，一份由剧情梗概及片段译文组成。另一份为剧本全译。《货郎旦》译稿一份，保存完整，但其中大部分唱段尚空缺待译。显然，这些手稿分属儒莲戏曲翻译的各个不同时期。从形式上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译本是法汉对照型，每段译文均先抄录中文原文，然后在每个汉字旁标注有读音、释义，然后是依据这些释义连缀而成的整句译文，如《赵氏孤儿》译稿。第二类是剧情梗概夹杂片段译文型，以第三人称叙述剧情，然后在某些段落暂停第三人称叙事，加入原作的译文片段。如《看钱奴》译稿一。第三类是唱段空缺型，对白部分译文基本完整，而在原作唱段处则留出空白，以待补充，如《货郎旦》译稿。第四类是完整翻译型，译文包含了全部唱段及念白，并附有较多注释。如《西厢记》及《看钱奴》译稿二。很显然，这些不同的手稿，产生于不同时期，反映了儒莲的戏曲翻译实践随语言能力提高而日渐推进的过程。《赵氏孤儿》译稿残本虽然被图书馆列入儒莲手稿“已刊稿”部分，但经笔者比对，发现与1834年出版的《赵氏孤儿》译本差距甚大，可见此残本并非1834年单行本的底稿，而是其戏曲翻译初期留存的另一版本。而其特殊的形态颇可帮助了解儒莲早期的戏曲翻译活动。
整份《赵氏孤儿》残稿，均以从这种法汉对照、字对字翻译并连缀成句的形式构成。这显然尚属初学语言者以字典为辅助，组词成句的模式。有理由认为，这并非儒莲对汉语掌握到一定程度后进行翻译的成果，而是初期的练习之作，带有浓厚的语言学习色彩。
三
不过，以戏曲翻译为语言学习辅助手段的做法，仅仅是儒莲自发的偶然性行为，还是另有渊源呢?答案很可能是后者。以戏曲翻译作为学习中文的手段与方法的构想早在18世纪就由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专程提出。
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被公认为18世纪来华传教士中中文水平最高的一个，其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汉语札记》与《赵氏孤儿》。这两部著作虽然均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对于两者间的关联谈及者却甚少。不过，若从马若瑟晚年在华当时的境遇以及他与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的交往中考察，当可清晰地看到两者间的紧密关联。马若瑟在来华耶稣会士中，属于索隐派，由于其观点而被教廷视为异端，因而著作被禁止发表。此时他已近晚年，又被流放到广东，生活及研究条件很差，因而，马若瑟于1725年通过书信与巴黎东方学家傅尔蒙建立起联系之后，始终对傅尔蒙寄予厚望，希望使之接受并认可他的著作，以期通过傅尔蒙使其著作得以发表和传播。在这样的期待下，他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汉语札记》寄给了傅尔蒙。这份手稿于1730年2月11日抵达巴黎王家图书馆。瑏灛 当时他并不知道，傅尔蒙也写了一本中文语法书，题为《中国官话》，希望藉此证明自己在中文研究上的权威地位。因而他将马若瑟视为竞争对手，非但没有帮助马若瑟出版《汉语札记》，反而故意将其束之高阁。不知就里的马若瑟为了再次敦促傅尔蒙出版《汉语札记》，在1731年寄去了《赵氏孤儿》译本及两封书信。灛伂 正如鲁进在《马若瑟为什么翻译了〈赵氏孤儿〉》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并不是，至少不主要是出于文学或戏剧的考虑而作，它实际上是为了敦促傅尔蒙出版《汉语札记》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灛伂 不过，鲁文对于该译本究竟如何起到敦促作用不免语焉不详。实际上，细读马若瑟当年的书信，不难得到更为清晰的理解。灛偓 据书信所述，当时随《赵氏孤儿》译本一同寄往欧洲的，是一盒毛笔，40卷《元曲选》和两封致傅尔蒙的信。其中一封只是简单的寒暄，意在向傅尔蒙介绍两位寄信人的情况。另一封长达九页的长信才是正文，其中用相当篇幅对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作了介绍。并介绍《元曲选》说：
……这是一部收录了一百部最优秀元代剧作的文集。不过为了便于你对它的理解，也为了让你有兴趣去阅读它，我尽这七八天的时间做了我所有能做的事。
1.我简略地为你介绍了所须了解的有关中国戏剧的情况。
2.我为你翻译了一篇急就之章。
3.我在中文原书中加注了若干我估计你会需要的说明。瑐瑡
第三条中提到的说明包括以下部分：在《元曲选》第一卷的目录上为全部100个剧目编了序号，在各卷卷首及剧目起始处标注了对应的序号;在《赵氏孤儿》一剧的文本上，用小圆圈对全文进行了断句;在原书上标注了该剧每页的页码，并在译文上标注了对应页码;以及在行与行之间加了一些简单的解释，在页眉处添加了一些注解。如此细致的准备工作充分表明，马若瑟希望傅尔蒙阅读的首先并不仅仅是《赵氏孤儿》译本，而是《赵氏孤儿》的中法文对照。译作也好，马若瑟所提供的戏曲概述和中文句读也好，都只不过是为傅尔蒙阅读中文原文准备的辅助工具而已。因为，归根结底，马若瑟所关注的核心乃是他的《汉语札记》：“如果您愿意在上面说到的这部戏瑐瑢灒或者另外某篇上练习一下的话，您会觉得我的《札记》对您不是没有用的。”瑐灛嵕驮谕一封信中，马若瑟再度谈到了《汉语札记》，他介绍了书中的几部分内容，强调这些知识对于说好汉语和理解书面作品都是必不可少的并向傅尔蒙保证，对于他的上述论断，“您只需读一部我三四年前寄给您的戏剧或小说就会信服的。”灛偓幷饩褪撬担翻译是一种语言学习的练习，而《赵氏孤儿》是他所提供的一个样本和范例。而让傅尔蒙通过对照阅读，进而练习翻译，以此去学习中文，而同时了解和认识到《札记》的价值，这才是马若瑟真正关注的中心。
事实上，马若瑟信中所推荐的这一语言学习方法与其《汉语札记》中传达的语言学习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汉语札记》共包含三个部分，导言部分是对中文的语音语调汉字等做的一个概述。正文部分是将中文分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分别进行了词法和句法的总结和举例。值得注意的是，马若瑟将口头语体的部分放在了前面，而他用以佐证的文本材料正是戏曲与小说。在“口语及通俗语体”的导论中马若瑟这样写道：中国的语言，不论是存留在古书中的，还是应用于日常生活的，都有着它恰如其分的独特的美……我现在着手来阐述汉语的独特的气质及其内在的美感，并且将第一部分限于对这种高雅方言(译者注：指官话)的探讨———例如那些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说的那种语言……合宜的做法是首先指出我用以归纳总结出下文这些结论的某些作品;不过，有必要提到的只是其中最重要的那些。这些作品一言以蔽之，就是戏剧，和某些叫做小说的短小文章。首先要提到的是《元人百种》……瑐瑥
可见马若瑟对于通俗语体的总结，并非来自日常生活，而源于口语体的文学经典，因为，在他看来，编写这部语言教程的目的在于让法国读者学到中国“上流社会”的口语表达方式。因而在他所选为语料和范本的作品中，《元人百种》才被放到了一个特定的地位上。不论是在导论中陈述的语言教学观，还是在书中挑选的实际例句，或是让傅尔蒙通过翻译《元曲选》进行中文学习的建议，都表明了他以经典文本，尤其是作为口语典范的戏剧文本为典范为主要依托开展语言学习的核心观念。
马若瑟的这种观念可以上溯到耶稣会的教学观与戏剧观。作为建立于16世纪的一个对抗宗教改革的教会组织，耶稣会对于教育非常重视，把教育视为争取青年、巩固天主教会影响的主要手段，因而其教育事业发展相当繁盛。1761-1762年法国议会下令关闭耶稣会学校，致使全国将近80%的男子中学被关闭。可见耶稣会在当时欧洲中等教育领域影响面之大。瑐瑦 在教育上，耶稣会有两方面举措非常突出。其一是对于古典文化教育的重视，其二就是戏剧教育。“耶稣会把戏剧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系统地纳入到学校的教育中，同时也借助它进行牧灵工作，为天主教信仰赢得更多的信众。戏剧也因此受到特别推崇。”瑐瑧灳」芙袒岫杂谙肪纾在很长时间内所持的态度都是否定的，有关戏剧利弊问题的争论虽然在耶稣会内部也时有发生，但在耶稣会看来，戏剧的问题并非来自其本身，而是由于人们对其没有正当利用。如果善加利用，戏剧也可以成为道德教化的利器。他们对戏剧的宽容及鼓励，以及在教育中对戏剧的运用，除了出于对戏剧所具备的道德教化作用的重视外，也因为这种形式非常有助于学生学习古典语言及修辞。“文字的学习藉此得到了一种强烈的鼓舞，要令年轻人熟知拉丁语所有的奥秘，很难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瑐灛捯蚨，对耶稣会而言，“戏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是一套真正的机制，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瑐灛摿私獾揭稣会的戏剧观及其将戏剧与古典语文教学相结合的传统，再看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与《赵氏孤儿》译本，对于其对《元曲选》的推崇，以及视戏曲翻译为语言学习辅助手段的想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马若瑟的《汉语札记》虽因傅尔蒙的有意压制而长年尘封，无人知晓。然而，时隔百年，它终于还是被世人发现。1822年雷慕沙 (Jean-Pierre Rémusat，1788-1832)出版的 《汉文启蒙》(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一书在材料及观点方法上都受到了马若瑟《汉语札记》的较大影响。灛儸 作为雷慕沙弟子的儒莲，或许透过这部《汉文启蒙》已经间接受到了马若瑟观念的影响。不过，儒莲与《汉语札记》更为明确和直接的关联可能源于他在1825年左右全文抄录《汉语札记》的经历。是年，马礼逊为出版此书，找人抄录一份《汉语札记》手稿副本，接下这一任务的人便是儒莲。在1832年的《灰阑记》译本前言中，儒莲曾亲口确认此事：“……这部语法(指《汉语札记》)已在马六甲出版，依据的正是笔者在1825年所抄录的副本……”灛儸嫼貉Ъ掖髅芪(PaulDemiéville，1894-1979)与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也都留意到儒莲抄录《汉语札记》这一史实，并各自提供了一些补充信息。戴密微称，儒莲当时抄写《汉语札记》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瑑灛 这与他当时作为学生的经济状况看来也是吻合的。高第则指出儒莲抄录的副本有两份。其一见于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re Wylie，1815-1887)藏书，其二属儒莲的学生德理文(Le Marquis d餒ervey de Saint-Denys，1822-1892)所有。灛儸 众所周知，儒莲生前，其女、其孙女、其妻均已先后去世，故儒莲去世时，已无亲人，其手稿和藏书都留赠给了他的学生汉学家德理文。因此，德理文所藏的这份《汉语札记》抄本很可能原为儒莲本人所藏。据高第的说法，儒莲为马礼逊抄录的副本共花费了600个小时。若以每天工作八小时计，意味着两个半月的时间。如果为马礼逊抄录此书更多是出于经济原因的话，之后儒莲愿意再度花费数月时间抄录此书，无疑表明他对这部著作的浓厚兴趣。对于当时刚刚踏入汉学领域的儒莲而言，马若瑟所提供的现成学习方法与他提高汉语水平的需求显然一拍即合。这正可以解释，为何这份形成于翻译初期的残稿在剧目上恰恰选择的是马若瑟翻译过的《赵氏孤儿》。很可能正是在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和《赵氏孤儿》译本指引之下，儒莲亦步亦趋地通过戏曲翻译开始了他的汉语学习历程，而这份早期的译本也正因此留下了浓厚的语言学习色彩。
对儒莲早期的戏曲翻译的考察，不仅可以帮助了解儒莲初期翻译活动的动机与特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9世纪法国学院汉学家对于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成果广泛的继承与借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19世纪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与此前中西交流史之间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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