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硕士论文：“传播学的双重公共性问题与公共传播学的“诞生
摘要：中国传播研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可归结为双重公共性的缺失，即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科公共性的缺失与社会共同体内学术公共性的缺失。前者反映传播学的智识品质问题，后者反映传播学的思想品质问题。以布洛维的社会学分类法为参照，应当在一种关系性的传播学“四分法”中为公共传播学开辟理论与实践空间，并建立一种互异共生的传播学知识生态。
关键词：传播学 公共性 智识品质 思想品质 公共传播学 知识生态
中国的传播研究发展到今天，在繁荣的表象下面临一种失语的尴尬和危机。中国的传播学人，正不知要向谁讨个酒杯一浇心中的块垒。
这种失语，一方面反映在传播学本身难于参与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公共讨论和总体反思当中，无法生产出能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流通的学术话语，因而在学术共同体中难有一隅发言的位置;另一方面，如果把传播理解为一个与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勾连的历史的与社会的过程，那么，在传播日益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和社会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建构性因素的当代，传播学在对社会与时代的理论把握与社会进程参与上更是殊少贡献——在社会这个价值共同体中，传播学的失语状态更加令人不安。
一、智识品质与学术共同体内学科公共性的缺失
在这里，学科公共性是一个临时定义的概念，是在狭窄意义上相对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共同体而言的，主要指在社会科学界这个特定集体中主体之间的互动性、普遍联系性以及意识交互性[2]。这是针对当前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学术现状进行的静态考察。
尽管传播学在学术从业人员、论文产量和高等教育规模这些显化指标上进展势头迅猛，但在学术影响力上，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仍然捉襟见肘。这集中体现在有重要影响力的、能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广泛反响的理论成果较为稀少，学科贡献率较低。“从某种程度上看，传播学一直没有得到其他社会科学的承认” [3]，学术影响力低下的后果便是传播学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科公共性的缺失，突出表现为传播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双向度的进入困难：第一，传播学研究对于当代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议题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只能比划一下堆砌概念和装点门面的表面功夫，在引入其他学科的学术视野时常常难免“炒冷饭”和“打时间差”的嫌疑;第二，在传播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性达到引人瞩目的举足轻重的高度之时，号称是一个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的传播学却在中国的公共学术阵地中难觅一个发言的席位，难以产生出能被其他学科体认的具有足够阐释力的理论范式和能够在学术共同体内流通的学术议题与学术话语，也难以分享社会科学界的感奋与忧思。
于是，一方面，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缺少了传播学的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会陷入一种知识视角上的局限与局促;另一方面，传播学人往往又不能从“媒体的战略发展部”[4]的狭隘定位中挣脱出来，无法为大陆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真正具有智识品格与学术价值的资源支持。
尽管传播学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施拉姆语)，然而如果传播学不能加入到社会科学共同体内的真正的交流与沟通，不能“共同面对和解决公共的问题”(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进行的传播学视角的把握)，从而在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建立“共通性，共谋性，共识性”[5]，那么其综合性、开放性就只能表明一种似是而非的可进入性和不成熟性，只能代表一种孱弱的智识品格与贫弱的学科公共性。
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需要具备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那样一种“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6]。传播学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公共性的缺失，正是这样一种关乎洞察力的学术品质与智识品格的缺失。以时下无比凶猛的新媒体研究为例，尽管关于新媒体的论文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但在洞见与智识的含量和水准上却实在乏善可陈：很多研究要么在实证的路子上做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官样文章”或者“注脚学术”，要么还处在捂着脑门谈感想的前范式状态;而在学术视野上，则要么在市场效益的蛊惑下大唱资本的赞歌，要么在技术革新的浪潮中欢呼融合的美景;要么在媒介中心主义的三尺来深的学术矿井里浅尝辄止，要么刚想抬抬望眼就碰到了“一用就灵”的哈贝马斯和公共领域这个理论想象力的天花板。新媒体研究“总体上处于比较保守和落后的境地”，“理论的社会价值贫乏导致研究者终极的焦虑”。[7]过于局限于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研究进路，而不能扩展到更具智识挑战的“新媒体条件下的新的社会表达的研究”[8]，从而不大可能为社会科学界创造出具有公共流通价值的议题和话语。
对当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来说，要建立智识品格，树立学术声誉，首先需要走出的两个泥潭就是媒介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与“方法论拜物教”的食洋不化。
一味以媒介为中心的传播研究往往满足于对社会现象的隔靴搔痒的考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既看不到总体又不探究根源，在眼花缭乱的媒介迹象中流连忘返，闪转腾跃，“翱翔蓬蒿之间”，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志向无动于衷——“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这样固步自封的传播学研究决不能成为一种有社会现实观照的学术事业，这样毫无抱负的传播学研究也决不能产生出具有相当阐释力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这样的传播学视角也就只能始终摆脱不了深度有限、可有可无的智识贫乏的状态。
“方法论拜物教”的不良倾向也应日益引起传播学者的反思与警醒。传播学的学科成熟度的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反映为缺乏适用于自身领域的独特的、形成普遍共识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传播学都偏向于套用社会学、心理学等成熟社会学科的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式，甚至食而不化地衍生出一种不求做出真正学术发现而纯粹是“炫技”式的和“绣花枕头”式的量化方法的运用方式，“言必谈数据”，而不去追究数据背后那些真正有价值和有深度的问题，不惜以皇皇长文去做些蜻蜓点水的表面文章，论些犄角旮旯的琐屑问题;有一些年轻学人“既不怎么关注生机勃勃的中国实践，又不愿对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独立思考与深入分析，而总想着把那个貌似客观、中立、科学的方法弄得精致无比、精巧无比”[9];有很多匠气十足的文章，不过是在以娴熟的技巧做着 input和output的几近于自动化的学术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