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硕士论文:维权过度无罪论

时间:2014-09-10 编辑:1041 手机版

  内容提要: 维权过度本质上是一种认识错误,维权过度对超过索赔限度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心理。维权过度因为是疏忽大意的过错心理,而过失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所以,维权过度不能构成犯罪。设套约谈消费者涉嫌诬告陷害罪,为虎作伥的公职人员涉嫌徇私枉法罪。对从事生产销售的商家实行社会监督、打假维权具有法律依据,应当褒奖和支持他们的为民请命,而不应妖魔化其促进社会公益的见义勇为。

  关键词: 维权过度;二次维权;钓鱼设套;打假维权;敲诈勒索;疏忽大意

  行为无度,欲壑难填,造成了消费维权领域的乱象丛生。维权乱象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索赔双倍或者10倍以内的赔偿金是正常维权,以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索要惩罚性赔偿亦属正常。第二种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向商家索取较高额的赔偿,也存在以诉诸舆论相要挟的情形,这是维权过度。像黄静维权案就是典型的维权过度。维权过度在因受损而索赔的消费者中所占比例达到四成。 1第三种是消费者以暴力或者其他非法加害相要挟,强索巨额赔偿,这种情况已经异化于维权,转而具有敲诈勒索的性质。本文所述的维权过度即属第二种情况,因为其没有危害社会的意识而不能构成犯罪。

  一、维权乱象中的维权过度

  一方面,因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寻求保护和索取赔偿属于正常维权现象,作为受损的当事人,并非都能时时处处确保自己言行的规范性,也就造成了正常维权与维权过度乱象丛生的局面。维权万象中的维权过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维权过度、二次维权、维权陷阱和打假维权。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对于刑民分界缺乏统一标准,导致维权过度在性质认定上导向不清。

  (一)维权过度的四种类型

  1.维权过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据此,受损的消费者要求商品或服务提供方给予赔偿合法有据,而索赔非多即少,其中要求过高的,即属维权过度。

  维权过度的典型案例是黄静维权案。大学生黄静于2006年2月9日购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在使用过程中多次出现异常现象,经过华硕售后几次检修后,发现该笔记本电脑机内原装正式版Pentium-m760 2.0G CPU被更换为工程测试样品ES 2.13G CPU,而英特尔公司明确规定其不能用于最终用户产品。黄静发现之后,委托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多次和解谈判。谈判中,其代理人周成宇提出了要求华硕公司按照其年营业额0.05%进行惩罚性赔偿,数额为500万美元。此后,华硕公司向警方报案称其受到敲诈勒索。这导致2006年3月7日当事人黄静及周成宇被刑事拘留并被批准逮捕。 2最终无罪释放。

  2.二次维权

  公民在消费商品和接受服务中受损的,有权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在其合法权益得到补偿后,仍心有不甘,继续以维权的名义追讨赔偿的,属于二次维权。

  例如,张某和李某系男女朋友,一晚,二人在家中喝啤酒,张某感觉口中有异物,吐出一看,居然是一块胶状的塑料,张某通过啤酒外包装的电话联系到售后部,之后二人与啤酒厂达成协议,啤酒厂同意退还二人买啤酒的钱并赔偿1箱啤酒。过了几天,张某和李某觉得不可以轻易息事宁人,在之后的几天里,每天去啤酒厂,称喝到的啤酒中有异物,该厂啤酒不符合质量标准,应当赔偿100万元,否则将通报媒体,向法院起诉。啤酒厂报警,警察将二人带走,随后提起公诉,指控二人敲诈勒索罪。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李某构成敲诈勒索罪。 3

  3.维权陷阱

  公民在维权的过程中,有的商家不堪其扰,或者设计圈套,存心构陷受损消费者的,称之为“钓鱼设套”。成功的钓鱼设套可能陷受损消费者于敲诈勒索罪的境地而使受损消费者身陷囹。这是一种恶劣的倒打一耙的行径。

  例如,2011年,因购买到过期食品索赔遭拒,王高彬开始跟深圳乐购超市“较真”。他多次举报该超市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发动十余次行政和民事诉讼。乐购超市认为,他是敲诈勒索,报警并拿出2.2万元钱“钓鱼设套”。在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分局,王高彬刚跟超市签订调解协议就被抓获。据警方调查,王高彬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已结案。 4

  4.打假维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于是,为了获得双倍甚至十倍的赔偿金,一些公民积极充任消费者的角色,从事打假维权以谋求利益。

  也有超越了维权范围,走向了反面的案例。例如,2008年3月底,蒋某等五人经预谋后,在北京市朝阳区红星美凯龙家居建材市场,以购买的木地板为假冒伪劣产品为由,使用语言威胁手段,向被害人秦某勒索人民币16000元。2008年4月16日,五人在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集美家居建材城,再次以购买的木地板为假冒伪劣产品为由,使用语言威胁手段,向被害人李某索要赔偿款人民币5000元。2008年12月10日,丰台区法院判决蒋某等五名被告人敲诈勒索罪。

  (二)维权过度罪与非罪的届分

  维权之所以显得乱象丛生,一方面是因为维权过度的行为多种多样;另一方面是因为维权过度在实践中罪与非罪常常难以区分,在此地作为无罪处理,而在彼地却以有罪处理。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的难以届分,常常表现为维权过度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在后三聚氰胺时代的奶粉“敲诈”案中,一位问题奶粉受害幼儿的父亲,因涉嫌利用媒体报道,向相关企业提出巨额赔偿而被定敲诈勒索罪和获刑5年。另有一名奶粉企业的前员工,在获知该企业并未将回收的问题奶粉销毁,并推测可能继续使用后,假冒记者,以有关证据相要挟,意图索取350万元。这些索赔者很快落网,并被司法机关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两起“敲诈案”相隔2天在同一家法院宣判。它们都与三聚氰胺有关,都与曾在问题奶粉名单上的企业有关;而且,两起案件中的企业被证明有“血亲”关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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