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硕士论文:维权过度无罪论(3)

时间:2017-09-24 编辑:1041 手机版

  三、维权过度不能构成犯罪

  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他们可以要求侵权方做出赔偿。他们既可以自行提出,也可诉诸舆论,亦可诉诸法律。受害人应当受到保护,而不是被侵权方倒打一耙,使受害人受到二次伤害。

  以诉诸舆论或者诉诸法律的方式冒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犯罪化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但不具有犯罪化的必要性。 13因为诉诸舆论或者诉诸法律本身不是危害行为,受侵商家可以置之不理,即便因此财产受损,也可以按照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而这仅仅是民事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因此,以诉诸舆论或者诉诸法律的方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仅产生不当得利的民事责任,而不具有犯罪化的必要性。

  (一)维权过度属于不当得利

  维权过度的结果是维权人获得的利益超过了其依法应当获得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那么维权过度的维权人获得的超过依法应当获得的部分就是不当得利,该维权人就负有返还该部分利益的义务。

  维权过度也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第一,因为维权过度系出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敲诈勒索罪是故意犯罪,过失索取他人财物的不构成犯罪;第二,敲诈勒索罪需要以恶害相威胁,而诉诸媒体、诉诸法律等行为属于公民的合法行为,合法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例如,2005年初,个体经营者刘某在市场购买海兰花牌大豆油一桶,后以该油桶内有黑色胶圈为名,向豆油的生产者北京振海兴业商贸公司索要人民币 36000元,并声称如不给钱就向媒体曝光,后被控告归案。2006年4月5日,大兴区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这就是一个冤假错案。

  (二)二次维权系维权过度

  如前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消费者不仅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双倍甚至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在此范围内的索赔属于正当维权。而二次维权同样属于维权的性质,只是属于维权过度。

  为什么二次维权也属于维权过度呢?因为二次维权也具有维权过度的本质特征和性质。以前述“二次维权”案件为例,第一,张某和李某喝啤酒,喝出一块胶状的塑料,在赔偿协议达成,实现赔偿要求以后,张某和李某仍然认为存有维权索赔的余地,就在之后的几天里,每天去啤酒厂,继续提出高额赔偿要求,否则将诉诸媒体,诉至法院。张某和李某就是认为自己在维权索赔,而客观上它们的要求已经超越了法定的赔偿范围,可见该二人行为的本质是认识错误。第二,张某和李某认为自己在维护自身权益、索取损害赔偿,所以他们二人不具有危害社会的认识和没有危害社会的意图。但是,他们二人只顾自身利益,不管不顾商家利益,甚至提出天价赔偿金,也是漠视商家利益,无助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张某和李某具有过错,这样的过错会导致张某和李某他们二人不当得利。由此分析,二次维权也属于维权过度。

  (三)设套约谈消费者涉嫌诬告陷害罪

  前述案例中的王高斌因索赔而被商家设置圈套,在获取赔偿金的现场被商家请来埋伏的警察当场拘捕。王高斌是索赔维权,没有社会危害性,即便维权过度,也只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根本构不成敲诈勒索罪。反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依此规定,商家涉嫌诬告陷害罪;而与商家通谋的警察则涉嫌徇私枉法罪。

  具体来讲,乐购超市卖售假冒伪劣商品,本该坦诚认错,全面赔偿消费者,但却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联系警察,将本该给予消费者的赔偿金用作诱饵,约谈并现场拘捕消费者王高斌,可谓虚构犯罪事实。乐购超市不设套约谈消费者王高斌,就不会产生王高斌敲诈勒索超市的假象,因此,乐购超市的负责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就是一种捏造犯罪事实的行为,该行为涉嫌诬告陷害罪。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作为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如果与商家相勾结,徇私枉法,构陷维权的消费者入罪,则涉嫌徇私枉法罪。

  (四)实行社会监督不构成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因此,一切组织和个人依法揭假、打架的行为都是合法有据的行为,都是利国利民应予褒奖和鼓励的行为。而将揭假打假的社会公益行为妖魔化的做法是与法律和正义不相容的。例如,在宁波打工者群体中,有一位“维权狂人”方先生。从2004年起,方先生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并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基本上屡告屡胜。对于方先生的维权方式,舆论似乎争议颇大,“恶意维权”、“过度维权”、“钓鱼式维权”等标签从四面八方向方先生飞来。 14

  笔者认为,对生产销售的商业行为实行社会监督,打假维权具有法律依据,我们应当弘扬社会正义,而不能妖魔化那些为了促进社会公益的见义勇为行为。他们尽管存有一些个人私利或出于私利的动机,但他们的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客观上他们在为民请命替天行道,是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人民福祉的事情。

  注释:

  1 宋立君:《消费投诉四成属维权过度》,《阜新日报》2013 年7 月17 日,第6版。

  2 白明辉:《因索赔500万美金被关押10个月“勒索华硕案”女生将获国家赔偿》,《北京晨报》2008年10月27日,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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