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中斜口器的用途命名及诞生背景的论文
红山文化的陶器中有一种形制特异的器物，人称“斜口器”。它敞口、斜壁、小平底，有的斜口呈“心”形，有的斜口呈“门”形，总体为箕状。也有人称其为“斜口缸”，还有学者称其为“簸箕形器”或“异形器”等。这种器形先后在新乐遗址、富河沟门遗址、兴隆洼遗址、左家山遗址、敖汉旗四棱山、赤峰西水泉等红山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其中四棱山遗址的六座陶窑中发现有很多这种器物的口沿，说明此类器物在五千年前，是红山文化分布地区原始居民的一种常用器物。
有关这种器物的用途一些学者已进行过研究，吉向前先生在《中国文物报》2000年12月24日3版发表了《红山文化的斜口器是盛放器不是撮楼工具》一文（以下称《吉文》）。《吉文》从斜口器的分类、功能、源流进行了考证，同时还把斜口器与马蹄形玉箍之斜口进行了对比，但是《吉文》所持观点及举证分析所得的结论，笔者不能苟同。另外，目前所流行的：“斜口器是一种撮搂工具的观点，或是一种专门保存火种的容器、或是用作取暖的火盆、或是人们漂洗食物用的澄滤器、或是取水用的大水瓢”等诸说法，笔者通过对红山文化所发表的相关资料的研究，认为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故撰此短文，略陈己见。
一、斜口器的形制、用途、命名
如果把红山文化中的斜口器分为“有板耳”、和“没有板耳”两类，我们就会发现“有板耳的斜口器”一般器形较大，“没有板耳的斜口器”通常器形较小。很清楚，没有板耳的小型斜口器适合单手操作，有板耳的大型斜口器必须双手操作。无论有无板耳、但有鸡冠耳的斜口器更适合双手端握。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斜口器经复原，口径约52.8、底径12.8、通高约52.4厘米。北台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底径13.2厘米，口径与通高当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斜口器差不多。《吉文》云：“牛河梁遗址和北台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皆为夹砂陶质，形体硕大，斜口外敞十分厉害，斜口最高处与最低处两者的高差在45厘米左右，如果用它来撮取灶坑中的灰烬等，稍微碰撞就会损坏”。并言：拿斜口器实物模拟撮取动作，因“它的口太大、太敞，身极长又很重，根本不敢用力前后移动，小心翼翼地用力托着才能保证不失手，更不用说大幅度高强度的撮搂动作了。”故吉先生认为：用斜口器作撮搂杂物工具达不到省力快捷的目的，它主要是作为盛放器使用的。
在这里笔者强调一点，虽然斜口器形似撮子，但它并不是作为撮搂杂物的撮子来使用的，它只所以口敞如撮，完全是为取火、载火、传火方便而设计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事实是：它常常出现在火塘旁，或闲置在房屋的角落，它与火所结的不解之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四棱山遗址出土的斜口器，敞口、斜壁、小平底，口沿呈慢坡状。口沿下有一圈指甲纹和两个对称的鸡冠耳，器表施横行弧线加篦点纹，底部有编织纹。口径约24、底径10.4、高约17厘米。这种器形在新乐遗址也发现过，比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要小。鸡冠耳在这种器物上的出现，说明它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供人双手端握。所以说其用途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它只能用于取火、载火、传火。如果是用于打扫灰烬、撮搂杂物，按照当时的生产技术，编织一种竹编、或草编、或藤编的“撮形器”完全可以，根本没有必要去烧造一种即笨重又易碎的陶器去作撮子。
“红山人”选用陶质斜口器取火、载火、传火的另一个原因是陶质不仅保温，而且隔热，用时或抓、或握都不烧手。可以想象，原始的“红山人”从一个火塘中（或者专用的火种堆）取火，其过程应该是先将斜口器对准火塘灶口底部放下（或者将斜口器对准正在燃烧的火堆，也有可能是燃后未灭的柴灰堆，或者是公共保存的火种堆），取火者左手推掌住斜口器的小板耳，有可能是撮取火种，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取火者右手用火棍从火塘中（或正在燃烧的火堆、或燃后未灭的柴灰堆中、公共火种堆）将火种拨进斜口器，如果斜口器口面过小，就不利于火种的拨进和撮取。此时，人们在拨进撮取火种过程中，往往会把火炭连柴带灰一起撮进、或拨进斜口器，假若是火塘或火堆正在燃烧时取火，就更有可能在拨进火种时迸出很多正在燃烧的柴炭渣，斜口器开敞如撮的嘴子和伸长的舌头正好吃掉它，这就是斜口器为什么口斜、为什么口敞的原因。
诚然，当人们双手端握着带有一对鸡冠耳的斜口器(有些无耳)将火种运载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其传接火种时还存在着一个“拨火”过程。不过，这时火种是从斜口器中向未点燃的火塘中拨进，此时的斜口器中不仅仅有火种，而且还有取火时带进来的柴灰渣，如何将有用的火种拨进火塘，将无用的柴灰渣筛选出来，斜口器宽敞的口面就成了拨选火种的“前沿”，也可以称作“簸箕舌头”，这样就为筛选火种带来了方便。筛选火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端起斜口器进行摇簸，或者拿火棍来回拨刨，所以说它是一种获取火种、承载火种、筛选火种的专用工具。不是打扫灰烬用的撮子，不是火盆、不是澄滤器、也不是大水瓢，更不是《吉文》中所描述的，是存放较短棍棒、骨质鱼漂、木质陶拍、纺轮、网坠之类的盛器。正因如此，所以人们在操作使用它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使用大幅度、高强度的动作，一切都是在小心翼翼的情况下进行。若给其定名，笔者认为称其为“火簸箕”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此器不仅有簸箕之形，而且在功能方面行簸箕之实。
二、“火簸箕”产生的历史条件及背景
人类用火已有一百多万年到二百万年以上的历史。目前，在红山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辽宁省朝阳地区所发现的喀左县水泉乡鸽子洞遗址，曾出土距今10万年前的人类牙齿化石、和动物化石、以及打制石器和灰烬层，说明在十万年前，“鸽子洞人”已从事狩猎并用火熟食。距今四、五万年前，朝阳大地上出现的与现代人体特征相似的原始新人——“建平人”，应该说是“鸽子洞人”的后裔，“红山人”应该是“建平人”的后裔。但是“鸽子洞人”所用火种也是来自对自然火种的保存。我们通常所说的“钻木取火”，即便是到了“建平人”生活的年代也未出现。“红山人”的取火水平到底有多高，现在我们无以验证。但从《周礼·司爟》有“更火、变火”,《论语·阳货》有“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记载情形来看，距今五千年前的“红山人”，其取火水平还不可能太高，其保存火种的方法还只能说是“鸽子洞人”的继续。汉代学者马融其所著的《三传异同说》中注“改火”：“《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为什么四季钻木取火，要选择不同的木材，这是古人在长期的取火实践中总结发现的。
相关资料表明：五千年前，红山文化分布的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北部地域范围之内，所生长的适合做取火材料的常见树种仅有榆、柳、杏三种，也就是说，到每年农历六月（季夏）以后，生活在红山文化区域范围内的原始部落，都要为取火找不到合适的木料而发愁，保留火种就提到了“红山人”的议事日程上来。《周礼》、《论语》所记是距今两、三千年前的情形，由此推断：“红山人”虽然已掌握了钻木取火的本领，但因季节变化，他们春、夏常用的榆、柳、杏三种取火木料，在秋季以后使用时往往因取火困难、或取不出火来。这时，他们就不得不采用古老的、传统的、保存火种的办法来保存火种。“红山人”每一个聚落里都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公共“火种堆”，这些“火种堆”都有专人看管。每个家庭在做饭、取暖和聚落集体烧窑时都要从公共“火种堆”提取火种，然后才能点燃自家灶膛和集体的陶窑。当然，这也不排除各家之间就近互引火种的可能，“火簸箕”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它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是“红山人”的专利产品。无论从形制设计、还是从实际用途角度讲，它都集中体现了“红山人”的聪明和智慧。
三、马蹄形玉箍与“火簸箕”毫无关系
《吉文》把红山文化中发现的马蹄形玉箍（《吉文》中称其为“玉箍形器”）与火簸箕进行联系，并把马蹄形玉箍与“火簸箕”二者之间的“斜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寓意上的发挥，《吉文》云：“玉箍形器的斜口不是凭空想象而来的，它来源于实际生活中，它受到了斜口器的影响并采用了斜口器的斜口造型。玉箍形器作为沟通天地联系人神的重要礼器，它的一端设计为斜口，其斜口就具有极为特殊的作用与意义。人神相绝不通在那时是困扰人们的一大问题，红山人用一端斜口一端平口的玉箍形器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天与地、人与神联系沟通的切入点，斜口的一端朝向天空，斜口的面积较平口的面积扩大了许多，与天接触的面积扩大也就意味着扩大了天与地、人与神接触的空间，沟通天地联系人神的成功概率也就大一些。这是玉箍形器一端为斜口最主要的作用所在。”
笔者认为：马蹄形玉箍的斜口并未受到“火簸箕”斜口的影响，虽然马蹄形玉箍属墓葬出土，火簸箕属遗址出土，但从相对年代上看，二者应该是同时期的，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从形制上讲，马蹄形玉箍的“斜口”与火簸箕的“斜口”还是有区别的，马蹄形玉箍的斜口呈“马蹄形”，火簸箕的斜口呈“心”形或呈“门”形。从用途上分析，它有“礼”的成份。因为作为随葬品它常常发现于死者的头部底下或周围，笔者推断它是部落首领或上层人物专用的一种削法、束发器具，同时又具有装饰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它的斜口一端边缘薄锐似刃，平口一端两侧有对称缺口，或双孔。以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一件墨绿色马蹄形玉箍为例，此玉箍“高16.4厘米，筒状、平口一端两侧有对称缺口(有的标本为双孔)，斜口一端边缘薄而锐似刃”，此类器物先后在敖汉旗、巴林左旗、凌源三官甸子墓都有出土。由此可见，红山文化部落的首领或上层人物无论是在世时、还是去世后，其束发、头饰是有一定讲究的，是与一般部落成员不一样的。所以，笔者认为，吉先生关于马蹄形玉箍“斜口”的寓意推论是站不住脚的。玉箍在一些红山文化墓葬中的出土，只能说明墓主在部落内部社会地位的高低，马蹄形玉箍是一种权利和财富的象征，其“斜口”与沟通天地，联系人神，毫无任何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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