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视域下对新媒体进行研究，并非排斥和拒绝新媒体，而是从哲学理性角度对其进行深入思考，从而避免新媒体的副作用，发挥其正能量，实现新媒体发展环境下的“多元多维”交流。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纸质媒体渐现颓势，新媒体强势崛起。新媒体使人们获得了用虚拟的身份发表自由言论的平台，这里没有所谓的“终极”与“权威”。我们探讨新媒体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目的是弄清新媒体内涵，以便更好地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关键词：新媒体;哲学;关系
一、新媒体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和扩散状况
在新媒体时代，文化产业和媒体产业业已成为了人类社会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新媒体模式下，文化只有与传媒相结合才能显示其话语权和文化价值。媒体原本只是一个媒介，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媒体却成为文化产业的垄断者，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在新媒体时代，以数字内象符码为标志的媒体结构，正在取代文化产业的准则，由模型、符码支配的信息符号，正在成为标示文化艺术品位和地位、生活水准的符号，新媒体正在对传媒进行深层次重组。
新媒体在深入人们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以满足人类需求为名义，为人类提供购物、新闻、感知世界、文化阐释、理念构筑等，俨然成为人们生活的指南。变化多样的新媒体的出现，也将许多机遇和挑战推到了传统文化产业面前。因此，在新媒体融入社会的进程中，传统文化正在经历挑战，不同质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也拓展到更为广泛的层面，这迫使传统文化探寻自身发展的道路。
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以其拥有更多数字化元素的优势正在颠覆着传统媒体的传播思维和传播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是流动化的传播媒介，“微传播”成为新媒体的主要传播方式。传统的传播对象、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信息内容和形式、信息搜集方式等随着新媒体的出现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众获得和交换信息时的行为方式、语言特点以及思维模式也都发生了变化。新媒体的出现，使原有的传播模式和环境彻底改变，产生了新式的一系列的大众交流模式，并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变。所以说，怎样有效地利用新媒体，怎样扬长避短，避免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新媒体的优势，保护好传统文化，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媒介与哲学的渊源
人们通过媒介对哲学进行理论反思源自于文字之谜，源自于口头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柏拉图质疑文字媒介的记忆功能和储存功能，他认为文字使得口头语言交往丧失，然而实质上是口头语言更具有竞争力和挑战性;他认为文字媒介仅仅是对口头语言的部分演绎，并不适合于进行深层哲学思想的表达和诠释。文字媒介是作为“介质”而存在的，人们需要透过文字媒介来观察和认知世界，取代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直观认知和经验获取。哲学家尼采则把对媒介的探讨上升到理论，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将媒介与哲学意义的本原联系起来，对媒介进行了哲学意义的诠释。
当代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现代文化媒介提供和建构了“社会知识”和社会影像，透过媒介这个影像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实体生活，可以合并理解为“整体的世界”。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本体论，他认为，媒介等同于信息，他第一次建设性地将媒介与信息相提并论，认为媒介是借助于时空的改变而对人们的感官加以延伸，是一种“消解”现象。他认为，媒介使人与信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比如电视、互联网等，他这个“媒介即讯息”的观念其实就是媒介决定论，他认为媒介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感受世界的方式，将人类发展史演变成了媒介发展史，给予了我们重新审视艺术和审美的全新角度。
鲍德里亚则对新媒体的哲学意义进行了全新的、特殊的诠释。如果说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为我们带来了乐观主义的“地球村”图像，那么，鲍德里亚则犹如一个悲观且清醒的预言家，他提示人们不要由原先的媒介主体反变为媒介的客体，反而被衍生出的信息符号、编码等左右了人的智能，这即是鲍德里亚的命定策略。他提出了新的观点———拟像，认为新媒体导致“表征”与“现实”的倒置，媒介正在构成“超”现实，在进行“现实”表达的时候却反过来被媒介表述所操控，导致“现实”的最终消亡，类同于麦克卢汉提到的“消解”。鲍德里亚的哲学理论比麦克卢汉走得更远，他认为“拟像”属于独立的成长逻辑，它们可谓是“超”现实，会反过来使人们的“现实”依赖于它，最后，媒介在复制影像的同时，也在瓦解影像的意义体系，导致社会进入非真实的循环集合状态。鲍德里亚的哲学体系为我们了解“拟像”、“符码”、“内爆”、“超真实”的后现代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哲学视角。可见，鲍德里亚意识到了媒介带来的深刻影响，意识到新媒体技术性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他的理论具有文化哲学的高度。
三、新媒体与哲学本质上的关联
(一)由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引发的关于“虚拟的真实”探讨。
社会正在进入后现代，文化商品化和消费中心化正成为一种趋势。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是对当代传媒消费现象的透视，他意识到新媒体对消费主义、传统文化、社会转型、媒介传播结构等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认为新媒体会使人类置身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正在取代生产的地位而日益成为社会的组织准则，文化商品价值不再取决于其是否满足人的需求，而是由媒介交换体系中的符码所决定[4]。这样，文化商品被赋予了一种符号学价值，这是与其使用价值迥然不同的交换价值，是文化商品得以实现传播的条件。由此可知，新媒体制造出来的符号与意象成为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媒介与影像正在支配人们的情感，刺激人们的感官，这种“超真实”的影像得以传播和扩散，成为了我们现实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