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时间:2017-05-08 哲学 我要投稿

  近代以来西方盛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显然跟上述的世界主义眼光背道而驰。怎样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解释,“世界主义”思想曾出现在古希腊。此种“世界主义”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由斯多噶派(Stoics)提出,旨在破除当时盛行的认为希腊人在人种和语言等方面均自然或“天然”地优越于野蛮人的“希腊优越论”。破除之法就是“他们自称为世界主义者,意思是说他们的城邦就是整个宇宙或整个世界”,就是论证“真正的斯多噶哲人并非某一个国家的公民而是全世界的公民”[1](P509)。此处所谓“世界主义”虽只是为了破除“民族中心论”(即希腊民族中心论)而提出来的,但许多史学家均认为其意义重大,认为正是它为西方世界接受基督教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一、关于“世界主义”

  以此为背景观照中国哲学,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中不仅存在斯多噶派这样的“世界主义”,而且存在比这种“世界主义”更为宽广的“世界主义”,可称为“泛世界主义”(Pan-cosmopolitanism)。换言之,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不仅可以破除“民族中心论”、“国家中心论”,而且亦是可以破除“地球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的。所以若谓斯多噶派的“世界主义”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则中国哲学中的“泛世界主义”肯定更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

  从理论上说世界主义”可以分为较低层次、较高层次与最髙层次三个层面: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可打破诸如“希腊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等思维格局;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是超越地域或区域的,可打破诸如“西方中心论”、“东方中心论”等思维格局;最髙层次的“世界主义”则是超越人类、超越地球的,可打破诸如“人类中心论”、“地球中心论”等思维格局。

  “人类中心论”需要破除,因为地球不只是人类之家园,它还是所有其他生命共有之家园。破除“国家中心论”、“民族中心论”,有一件很好的武器,就是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同样,破除“人类中心论”,这也是一件很好的武器。

  二、中国哲学中“世界主义”的表现

  中国哲学中有所谓“世界主义”视野吗?答案是肯定的。

  梁启超较早从政治学的角度揭示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特征。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3)—书中,认为中国先秦之政治学说,“可以说是纯属世界主义”[3](P248)。理由是,中国人讲政治,总以“天下”为最髙目的,国家、家族等不过是达到此最高目的的一个阶段。他认为《礼记大学》的“平天下”、《礼记礼器》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等说法,反映的是儒家的世界主义;《老子》的“以天下观天下”、“以无事治天下”、“抱一为天下式”等说法,反映的是道家的世界主义;《商君书.修权篇》的“为天下治天下”、斥“区区然擅一国者”为“乱世”等说法,反映的是法家的世界主义;《墨子.天志篇》的“天兼天下而爱之”等说法、《墨子.兼爱篇》的“视人之国若其国”等说法、《墨子.尚同篇》的“天子壹同天下之义”等说法,反映的是墨家的世界主义。这是一股发源很早的世界主义思潮。

  近代以来西方盛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显然跟上述的世界主义眼光背道而驰。孔子、墨子、孟子诸人周游列国,谁采纳其主张就帮谁,很少听说他们有所谓“祖国”观念。他们觉得自己是“天下”一分子、世界一分子,并不是专属某一国的。他们觉得“国家”乃是世界中之一行政区域,此世界上所有有才能之人理应均有权来共同治理。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此种“世界主义政治论”,对于中华民族“能化合成恁么大的一个民族”,是有“至大”的贡献与影响的。他甚至认为中国行此世界主义必胜,不行此世界主义则必败,“近二三十年来,我们摹仿人家的国家主义,所以不能成功,原因亦由于此”。

  与此种世界主义紧密相关的,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下”观念。中国先哲之思维,皆以“天下”为立足点,而不以“国”、“家”等一部分自画,此乃百家所公同。表现在政治上,就产生所谓“天子”观念。“天子”一词,始于《尚书》“西伯戡黎”、“洪范”诸篇,后又出现于《诗经》之“雅”、“颂”诸篇,可以说是与中华文明俱始。《尚书洪范》所载“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之言,可说表达了历代“天子”的全部理想。“天子”是天之子。上,他为天之子;下,他为民之父母。天子就是天与民之间的一个中介,《尚书尧典》称为“格于上下”,亦可名曰“天人相与”或“天工人其代之'“天子”作为天与民之间的一个中介,对上他是世界主义的,因为他代表的是“天下”之全部,而非“天下”之一部分;对下他亦是世界主义的,因为他所经营的是天下“黎民”之全体,而非天下“黎民”之一部分。在“天子政治”的格局中,“国”、“家”等区域性概念,是可以舍而不用的。

  《论语》也不脱离世界主义的立场。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4](卷十二,下册,P25〇3)之言,已经具有世界主义的立场。其“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4](卷九,下册,P2491)之言,就更是具有宏大的世界主义气魄:扩大自己的文化而被之于全人类,使人类共立于文化平等之地位,如此则虽居“九夷”,又何陋之有?“夷”不是先天的,亦不是永恒不变的,“夷”而能提升文化,它便不再是“夷”;更为重要的,是孔子以为文化而不能被于“九夷”,便不是真正的文化,文化而不能扩及世界,便不是真正的“天下文化”。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4](卷十五,下册,P2517)讲的就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之道。“有理”在此处就是“有文化”(“忠信”、“笃敬”就是一种文化),“有文化”就能走遍天下,也必须走遍天下。至于《孟子》,更是开篇即以“超国家主义”为立场。孟子见梁惠王,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显然是以国家主义的立场发问。孟子的回答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5](卷一上,下册,P2665)既反对其功利主义之立场,又反对其国家主义之立场。

  孟子又见梁襄王,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孟子的回答是:“定于一。”[5](卷一下,下册,P2670)“一”就是统一,就是“大一统”,就是超越民族与国家。孟子在此处已意识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是一切战争、灾难、痛苦的根源,乃是造成“率兽而食人”、“嗜杀人”之局面的根源。他以为国家主义专以己国为本位,实质就是“霸道”;纠正之法就是超国家主义,就是世界主义,亦就是“王道”。正是在此意义上,著名史学家梁启超直接把中国历史上的“王霸之辨”,界定为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说:“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也。”[3](P249)尽管此种界定有失偏颇,但亦有相当道理。王霸之辨也许更多的不是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而是世界主义实现方法之辨;换言之,倡“王道”者与倡“霸道”者,其实都是世界主义者,差别只在实现世界主义之方式与途径,一主和平实现,一主武力实现,一主“文化”,一主“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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