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的颓废和城市-评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
现代性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术话题。这个话题深刻地影响到文学史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的形成及其内在构造。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是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关注印刷文化对于现代性的意义，关注“新感觉”派小说以及城市文化的意义，考察“颓废”的美学风格，这一切无不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异于传统的坐标。如果说，“国民性”、乡土中国、左翼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均是我们熟悉的范畴，那么，《现代性的追求》提到的诸多问题显示了新的视域。尽管这些问题已经在现代性研究中得到程度不同的论述，但是，这些问题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意义非凡。当然，如同人们时常发现的那样，洞见与盲区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新的视域可能产生新的遮蔽。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性的追求》也存在某些疑问，至少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空间。这肯定将引起一系列后续的对话——这篇书评不妨视为对话之一。自夏志清1961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来，海外汉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蔚为风潮”，而且能人辈出。王德威曾指出：“在中坚一辈的学者中，李欧梵教授的成就，堪称最受瞩目。” ①李欧梵的现代文学研究，一方面和王德威一样，重视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力图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推向晚清；另一方面，他从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出的“美学现代性”和“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的对立这一基本问题出发，在反思现代性的问题视野中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代性”追求的文化和美学特征，特别是“城市-颓废”文学、文化问题的提出，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以“五四”启蒙为分水岭、建立在“线性进化论”基础上的新/旧、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的常识框架，为重写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条新的理论线索。《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李欧梵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真的恶声”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印刷业和中国的现代性以及鲁迅思想的内在矛盾问题；第二辑“浪漫的与颓废的”共六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所谓“五四浪漫个人主义”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颓废”；第三辑则收入了两篇写作于70年代初的文章，这是他应《剑桥中国史》之邀而作的两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历程的长文。第二辑是全书的核心，用王德威的话来说是“最见其个人情性的发挥” ②。其中，《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和《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两篇文章，是其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内部诸矛盾的集中体现。
一
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以下简称《漫谈》）一文中，李欧梵首先指出：“从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谈颓废，当然是一件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即使从新文化运动所用的词汇来看，一切都是一个‘新’字，气象一新，许多常用的意象指涉的是青春、萌芽、希望。” ③而“颓废”（decadence）却是一个有关于时间和历史逐渐走向衰落的概念。卡林内斯库指出，颓废概念是一个古老的神话-宗教主题——“时间的破坏性和没落的宿命” ④。在基督教文化传统里，关于时间、历史的颓废和进步的意识其实构成了一种辩证对立的复杂关系，因为基督教的“末日审判”信仰，使“千年至福的信念”和“末日的阴沉期望”共存于中世纪基督徒的内心意识中。而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信念的确立，人们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历史是无限发展的乐观主义信念——即所谓的“进步神话”，但在这种乐观主义背后同样伴生出一种新的“颓废”观念。“高度技术的发展同一种深刻的颓废感显得极为融洽。进步的事实没有被否认，但越来越多的人怀着一种痛苦的失落和异化感觉来经验进步的后果。” ⑤这种“颓废”感从19世纪中后期法国象征派诗歌中逐步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现代性”自身的对立面——“美学现代性”。“这种美学现代性尽管有着种种含混之处，却从根本上对立于另一种本质上属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以及它关于无限进步、民主、普遍享有‘文明的舒适’等等的许诺” ⑥。在这一观念下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问题，李欧梵认为，虽然“五四”传统致力于求“新”，但是作为与始发于西方的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现代文学，“颓废”却成为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概念。“它是和现代文学和历史中关键问题——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和因之而生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密不可分的。” ⑦
那么，“颓废”究竟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具体扮演什么角色？在所谓的“颓废现代性”和“进步现代性”相对照的问题框架下观照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国现代文学将呈现出怎样的美学和文化形态？在《漫谈》一文中，李欧梵从时间观念入手，指出“五四”时期《新青年》对“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进步的观念”等启蒙精神的呼唤，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时间观念的冲击，即“从古代的循环变成近代西方式的时间直接前进——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走向未来，所以，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式的憧憬”。这种线性前进的时间想象导致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形态：“历史不再是往事之鉴，而是前进的历程，具有极度的发展（development）和进步（progress）意义。” ⑧因此，“五四”所继承的“现代性”其实是卡氏意义上的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即所谓的“进步现代性”。“经过五四改头换面之后（加上了人道主义、改良或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统治性的价值观，文艺必须服膺这种价值观。” ⑨由于“颓废”从未作为“现代性”的另一面进入中国现代作家的追求视野，因此，在一切都求新的“五四”时代，“颓废”作为一个关于堕落或衰败的概念成为了一个“不道德的名词”。
李欧梵独重“颓废”的现代美学和文化意义，因为“颓废”作为一种反资产阶级庸俗现代性的美学立场，“它更注重艺术本身的现实距离，并进一步探究艺术世界的内在真谛” ⑩。因此，和当年夏志清立足于“纯文学”框架勾画出一条所谓非政治化的现代文学谱系一样，李欧梵则基于“颓废美学”立场，在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中构建出一条“颓废”文学史线索。在《追求》第二辑的后三篇文章里，李欧梵追寻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谱系，它上接中国晚明文学、《红楼梦》，下接新感觉派、叶灵凤、张爱玲，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鲁迅和郁达夫。虽然中国的“颓废文学”特别是“新感觉派”的作品与西方的“颓废文学”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然而李欧梵却进一步指出，这些城市颓废作家“在模仿英法颓废之余，并没有完全体会到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其资源仍来自‘五四’新文学商业化以后的时髦和摩登”。在这张颓废系列图中，他认为只有张爱玲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位女作家作品中的“荒凉感”，包含着对“时间和历史的反思”，是对于“现代历史洪流的仓猝和破坏的反应”。（李欧梵认为鲁迅的某些作品已经“跨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门槛”，但是鲁迅的“那种彷徨的心灵并没有完全迷失在虚无主义之中”，最终还是“退回”到中国现实中，加入了“他的同时代人的那种‘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