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构成了社会中最大的底层，就象河底里的淤泥，无声无息。这类人物为读者熟知，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类人物，就是这些。写到这些人时，鲁迅的笔墨变得沉重起来。鲁迅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这样的艺术形象，而且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黑暗的现实，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些人物愚昧、麻木的精神上的创伤。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他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归纳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等，都属于这两个时代。然而，也有不甘于这两个时代的人，如《阿q正传》中的阿q、《离婚》中的爱姑等，他们虽然也与曾经反抗过的狂人、吕纬甫、魏连殳以及涓生子君们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鲁迅仍然将"创造这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作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在这些人物身上，鲁迅寄托了很多的理想，比如“善”的理想，“质朴”的理想，“自然”的理想。但是，他显然是对此充满矛盾和怀疑的。所以，他的小说里， 充满的还是更多的恶、不自然和怀疑。这里不仅有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怀疑，还有对人性的疑虑。在他的不朽名篇《阿q正传》里，我们可以发现，通篇小说没有一个可亲的人物形象，连尼姑都是让人生厌的。在这样一种趣味里，相信连萝卜也会发臭。然而善的形象和善的理想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鲁迅应该是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着重写了长妈妈和闰土，但是这两个人都不具有更高的人格力量，因此担当不起一个示范的人物作用。同是，我还发现，为了描写这种可以亲近的“善意”，鲁迅一直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来处理。《一件小事》里的车夫拉的就是“我”，所以照见一个“小我”来。这是他的发力硬拽，虽然被选入了中学教材，但是有硬接的嫌疑，作为小说，也比较普通，缺乏真正的感染力。最有亲和性的人物还是“六一公公”、“阿发”和“双喜”。可惜的是，鲁迅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塑造成更为感人的形象。因为为了塑造这几个有数的人物，鲁迅在小说里还特别营造了一种乡村田园的气氛，用这种气氛来隔绝其他有害物质的侵蚀，使得《社戏》里的这几个人物和长妈妈好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而一旦出现了世俗的场面，如《故乡》，里面的人物就要走形了。闰土变成了一个愚钝的中年男人：“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旧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佛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默默地吸烟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而杨二嫂的形象则显得非常滑稽：“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初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圆规一面愤愤地回转身，一面絮絮地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就这样，理想中的人物一旦接触空气，就变成了像长大之后的闰土这样的人物。所以《社戏》干脆就处理成一个世外桃源的形象，让阿发和双喜的形象保持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闰土的变形其实和魏连殳、吕维甫、范爱农和涓生这些被现实的暗淡状况磨灭了锐气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同样的外界压力。
在鲁迅的小说里，阿q可以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形象而独自作为一个类型人物。在他的其他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具有阿q这样的完整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的身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可亲的物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自我作践”，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所以，虽然阿q只有一个，但是其他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阿q的特点。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提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然而，鲁迅只能走到这一步，他是破，但是没有立，也没有能力“立”。中国的“好人”形象，几乎都是在“世外桃源”中完成的。沈从文小说里的“湘西”，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代文学的桃花源。在中国，写得好的小说都是写坏人的小说，写得好的情节都是“尔虞我诈”。由此，日益显得《红楼梦》的另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以一个较长的章节来分析《红楼梦》，其中还特别引用《红楼梦》的前句导言作为结束：“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女子？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是大无可如何之日也”。这也意示着鲁迅本身的警觉。
一个缺乏美好人物形象的文学传统，不能说是正常的文学传统，而鲁迅虽然曾经努力地去实践，但是成效还是不大。这不知道是鲁迅的才力不足还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太贫瘠，不提供任何的机会，使得这样的人物一旦出现就夭亡了。要不然，就会像《一件小事》里的车夫那样，显得有些虚假。
二、鲁迅小说中的改造国民性
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在鲁迅青年时期即为他关注：根据许寿裳先生回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约始于1902年到1903年之间，也就是他到日本留学不久的时候。他的思考分为三个层面：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而后，在他的一生中，这个问题就成为他研究和表现的中心，他的作品里，显示出他对中国国民性敏锐、准确、深刻的把握。
我们可以这样说，鲁迅先生终其一生，选择了“改造国民精神”的“立人”为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作品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国民的愚昧落后，进行了尖锐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以“改造国民精神”为主脉，从文化科举制度、礼教等级制度、文化传统习惯、文化心理定势等不同层面对造成这种国民性的原因予以深刻的揭露。总而言之，以揭露国民麻木、迟钝、愚昧等劣根性达到“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是鲁迅小说的主脉。虽然，鲁迅先生更多关注的是国民性的“阴暗面”，但他的作品也有正面张扬的，如《社戏》、《一件小事》、《长明灯》等作品，其余，无论反面揭露还是正面张扬，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改造国民精神”为目的的“立人”宗旨，这也在冥冥中应验了他的名字“树人”二字。